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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对策
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对策摘要: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严重、“假冒者”行为被漠视等诸多问题,是由于乡村社会“权力异化”等多种深层原因造成的,必须有的放矢地采取努力运筹制度的规划和实施、尽力彰显施行的严谨和严明等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因;对策
我国自2007年全面开展的农村低保政策实践,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这主要体现群众对低保的认知度较低,低保保障水平还不高,欠发达地区资金缺乏,“搭便车”现象严重,“假冒者”行为被漠视,监督管理不到位,低保对象界定执行模糊等诸多方面。必须认真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一、农村低保政策实践存在问题的成因探析
(一)行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
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低保户、一般群众、村组干部、乡镇以上干部之间,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低保户与乡镇以上干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低保审批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个人申报所在单位提供证明材料、入户调查以及村干部个人主观判断等,这些方法虽然比较直接简易,但也会引起一些申请者刻意瞒报,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乡镇以上干部却无从得知真相,致使乡镇以上干部没有足够信息辨别真正的需求者,从而使真正的贫困者无法获得低保救助,反而成了低保“假冒者”的生活消费“补贴”。又比如:村组干部和乡镇以上干部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村组干部作为低保工作者,由于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入户调查时只看表面情况,没有获得申请者的一些隐性收入的信息,从而仅仅采取个人主观的感觉来确定谁该吃低保。乡镇以上干部受人力、物力的制约,更是无法实地清楚了解各村的具体状况,只能依靠村组干部所反应的情况来做决定。如果村组干部的想法和做法不如实向乡镇以上干部汇报,即使其行为是不妥的和不当的,也难以被乡镇以上干部及时发觉和纠正,也就难以完全避免“鱼龙混珠”现象的发生
(二)尚未建立补助水平与物价挂钩的联动机制
近几年我国的物价波动频繁,对居民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会加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尽管农村低保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穷者的困难状况,但由于低保的补助水平没有与物价波动挂钩,致使农村困难群众仍然感觉到难以“解渴”。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地方政府未按照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困难群众无法在物价波动时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救助,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很多地方的实际补助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配套政策不完善
从各地调查的情况看,教育水平低或因病残导致劳动力缺乏,是农村贫困家庭的一个显著特征。更为严重的是,贫困对于家庭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贫困陷阱或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因此,预防贫困、增加贫困村民应对困境和寻求发展的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在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提供普遍的教育和医疗救助。但是在现阶段,许多地区没有在农村低保制度的基础上,把各项救助配套政策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救助体系,无法构建起保障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四)乡村社会“权力异化”
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会导致乡村政权环境的变异,集中表现为一般农民与村干部关系较为平淡,但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正如一张权力的关系网,基层干部是村庄社会中的特殊角色,他们是国家政府的权力末梢,甚至可以说是村里社会环境的“当家人”,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熟人社会”网中的人,比如自己的亲戚家属、上级干部的亲朋故旧、村里有头脸的人等。村组干部为了笼络住他们的心,往往主动采取利益安抚的办法来争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低保就成为了权力变质下的资源。村组干部有可能通过控制低保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建立或巩固私人关系网,并从中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
(五)上访与政绩考核挂钩
在目前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上访率”高低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可以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领导干部的政治命运。为了不影响仕途,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都在竭力控制群众上访。在调研中,有的群众向我们反映,他们上访时曾遭到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强制处理,更多的时候,对上访者反映的低保问题,却采取一“拖”二“推”等手段,不了了之
(六)缺乏激励约束机制
就大多数群众而言,低保未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也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负有责任。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府文件对举报低保“假冒者”的行为给以奖励,即国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多数村民产生不愿意得罪人的心理,社会监督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群众的参与度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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