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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一种大的相互交织的境遇中。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很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而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被某些国家视为威胁，利用经济战、政治战阻碍中国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以现代性名目进行的全球性掠夺，很多国家开始了整体性反思，什么才是现代性的？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立身并发展？再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价值“失范”现象严重。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情境中破浪前进，成为一个突出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单纯地向外求索，全盘西化，也不是单纯地反求诸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是审时度势，立足本国实际，参考他国有益经验，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多管齐下。本文拟选择中国传统美德中与中国当下实际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对其当代价值予以论述，以期对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助益。 　　一、当以忠勇报国 　　“忠”，即“一其心之谓也”（《孟子· 滕文公上》），即“临患不忘国”（《左传· 昭公元年》）。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大多时间里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忠国”相联系。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君”“国”合二为一的，所以实际上，传统中国的“忠君”其实就是“忠国”，因而传统文化中的“忠”思想，剥离其忠君的封建含义，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传统中国“忠君”即“忠国”的浩瀚几千年历史文明中，“忠勇报国”一直是被整个社会所提倡和赞誉的美德。西汉名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而牧羊北海边19年，受尽折磨誓不投降，为世人所敬仰；南宋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领导岳家军所向披靡，鏖战金军数百次，创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军事神话；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右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五坡岭，宁死不降，跪拜南方，被斩于柴市的故事，世人皆知。 　　虽然，曾经有学者站着现代中华民族的角度回看当时的历史，认为，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不是民族英雄，因为当时的战争，是“兄弟倪墙”一样的矛盾。 但是，本文不赞成这样一种以现在看过去的观点。本文赞成，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善恶，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需要像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回到现象本身”，而不是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判断过去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忠勇报国”体现的是儒家所说的“义”之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义”中，“忠勇报国”尽显了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 　　实际上，“忠勇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中。上个世纪，当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所有中华儿女，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奋战中。 但是，在当下和平年代的中国，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和平崛起。但如前所言，某些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威胁，或故意渲染，或故意制造摩擦，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腾飞，加之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国际摩擦。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大力提倡忠勇报国极为重要。 　　提倡忠勇报国，就是要提倡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当忠于国家，热爱国家，不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就是要自觉自动地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掌握先进技能，并服务于国家和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见利忘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站好自己的岗位；就是要始终坚守高尚的操守，不与低级趣味相迎合。如此，我们才能防微杜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腾飞保驾护航。 　　二、当以廉洁奉公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深深地被儒家文化所浸染，而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其道德操守为《礼记·大学》中所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理天下，则当以廉洁奉公。 　　“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 （《韩非子· 解老》 ） “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这些都是对廉洁的话语解释，而《左传》中所记载的“宋人献玉”的故事则是对廉洁的事实注解。 　　百千年来，中国都以“廉洁”为为政之本，出现了很多廉洁为政、恪守职责的官员，彰显着廉洁的美誉。除上文所述“宋人献玉”中的司城子罕，还有东汉时期“悬鱼”的太守养续、北宋时期家中立石碑刻“《诫廉家训》”的包拯、明朝时期以诗明志“清风两袖”的于谦、南宋时期因清贫感动皇帝的张浚等，无一不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然而，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