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pdfVIP

牡会 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 2oo6 ·6 So~iety 再组织 第26卷 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 熊易寒 摘 要 ：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观察，结合其他文献资料 ，认 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 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 民调解 的再组织 专 业化 的调解工作室成为 “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 ，同时被 “焊接”到既有的调解 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 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 国家治理 资源 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在工作室作用 日益突出的同时， 居委会调解的作用却在逐渐边缘化。 “社会化”与其说是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权力转移 ，毋宁说是 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关键词 ：人 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 向：一 是程序法学的路径，将调解视为一种与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 析调解与诉讼 ／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 ，1997；何兵 ，2002韩波，2002 张卫平 ，2002范愉 ，2004)；二是法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 的路径，将人 民 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 。从历史来看 ，人民调解本 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 (陆思礼 ，2001；强世 功 ，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 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场域 当 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 民间 自组织力量 ，而是力图 在二者之问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因此人 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 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 (彭勃 ，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 “中 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 ，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本文的前期调研工作是在上海文通大学彭勃副教授的指导下 ，由顾笑萍和笔者JC同 完成 ，庙皇风、陆海生、颜汀伟也参与丁部分凋研，写作过程巾曾得到臧志军教授 、张乐 教授、刘春荣 士、郑K忠博士 、唐皇风博士、易承志、厉莹的指点和帮助 ，特此致谢 同时还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宗贵意见 文责 白负 · 9S · 社会 ·2006·6 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 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正如季卫东 (2001：74)注意到了 “经由调 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 “法律帝国”中的 “情理特区”。法社会学 ／政治 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 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 自粉墨登场，在互动 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 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 的 “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 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 “还原论”倾向(参见费埃德伯格， 2005：7)，把人 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 “后 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 “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 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而它与传统民问调解 的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组织化的，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 民调解 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 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 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 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 “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 国家推动或 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 民调解组织变迁的 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 ／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 一 、 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O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 事诉讼越来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