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耀华精神.docVIP

永恒的耀华精神 　　我的母校是天津市耀华中学，她创办于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耀华”即是“光耀中华”之意。教育的真谛在于育人，在于世代传承，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说，我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虽然生逢乱世，但是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却能接受到耀华如此完美而击中时弊的教育，并且受益终生。耀华教给了我们太多太多，一言难尽，可是集中到一点，其实就是两个字：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做人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在耀华学习到的人生真谛。人是社会动物，做人当然脱离不了时代和社会背景。我们80多年的生存环境大体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日伪统治下的国难期（1937-1945）；抗战胜利后的国统期（1945-1949）；解放后至文革时期（1949-1976）；改革开放后至今。前两个时期是我们中小学时代受教育的历史背景及在此背景下所受到的教育，后两个时期也就是这66年，则主要是由社会来检验我们所受教育是否成功。前后相结合，就形成了我们一生做人的基本特点。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耀华，做人奠基的地方。 　　耀华诞生的时代，正值我们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对于出生在 1930 年后的我们，一个生命经历才刚刚开始的天真无邪的少年来说，怎样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怎样对待我们的家园――天津的沦陷？此时此刻，耀华给我们的是关于“爱”的教育。这种爱，不是小众的狭隘自私之爱，而是人性中无私的大爱。要爱祖国、爱同胞、爱我们的大好山河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就必然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校长赵天麟就是我们的光辉典范。 　　他爱国、爱校、爱学生，他的爱是大爱，是无处不在的。在校内，他坚决抵制使用日伪编辑的教科书；在校外，当他得知南开中学被日机炸毁后，毅然将耀华学校改为二部制，让南开学生在我们下午放学后来校上课。他明知这样做会触犯日本当局，但是他义无反顾。他想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气节、骨气，一个中国教育家的责任、担当。所以他没有丝毫畏惧，一如既往地进行抗日活动。他留下了遗嘱，安排了后事，并指出：“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此正试验华北士君子已否心死时也。”1938年6月27日清晨，我们敬爱的赵天麟校长惨遭日本特务杀害，以身殉职。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上了“做人”的第一课。从此，抗日、爱国、民族气节就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继任者陈晋卿校长以“能养成高尚之品行且为有用之人才，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为目的。因为他深知，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当时中国人的道德首要的是爱国、抗日，他以教育为天职，不问政治，力拒干涉，曾多次保护进步学生，保持施教之正则、固有之校风，曾被捕入狱，几濒于死。 　　一定要让文明击败野蛮，善良击败凶残。两位校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持守正义，抵抗强暴，义无反顾地为他们所热爱的神圣的教育事业献身。这是怎样一种胆识和精神啊！不管外界环境多么险恶，老师们始终以身护校，为学生遮风挡雨，让我们安心读书。 　　我们的历史老师柴伯?煜壬?，当讲到抗金英雄岳飞被杀时，激动得几乎浑身发抖，圆睁的双眼放射出愤怒的光芒。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可是这一课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永远刻在了心头；文老师教我们岳飞的《满江红》词、轲刺秦王时吟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等名句，尽管讲的是古代文学，但是解说时的神态、语调，却让我读到了她内心的潜台词。这正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正是在校长和老师们的感召下，我们变得坚强勇敢起来，我们一下子长大了。我们虽然年幼，但是抗日爱国之心丝毫不减。日伪时期，我们团结一致抵制日语课获得成功；国统时期，我们集体到教育局请愿，迫使教育局取消了对沦陷区学生的“甄审”；此后我们还赶走了一位教公民课的教员。我们在行动中认识到：就是一种责任；爱，就要敢于斗争；爱，就要不怕牺牲和奉献。耀华就是这样把一批一批不谙世事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培养成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做一个有梦想的人 　　耀华，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不相信人生是梦，但是许多事从梦想开始。”学校给了我们展现天性的空间和表达智慧的机会。美德在学习中扎根，梦想在勤奋里实现，优雅的气质与神态，则是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老师们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了莘莘学子。我们49级女生前前后后共有一百多人，从内在的精神气质到外在的举止风度，从当下的兴趣爱好到未来的升学、就业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同学当中，毕业时无论是参军、就业还是考大学，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归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领域工作，并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梦想转换为革命理想的时候，当“力欲争上游”的校歌与奋斗目标结合的时候，我们豪情满怀，奋力拼搏，竭力奉献，力求卓越。当事业与个人、革命与家庭利益发生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