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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角下白蛇形象演化及传播 　　摘 要：《白蛇传》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自唐代传说雏形形成以来，白蛇传说一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白蛇的形象也不断丰满，白蛇形象的流变不单单是女妖到典范女性的蜕变，这更是社会生活中女性投影，或展现了女性真实的社会生活状况，或寄寓了对女性的理想，而这样的流变中也反映出一种不断丰富的、独立自主的女性观 关键词：白蛇形象 女性主义 传播 流变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1]作为民间传说的经典，白蛇传说在其演变过程中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女性生活的投射。而伴随着传说的流变，白蛇这一女性形象也在不断丰富变化，白蛇的形象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唐宋雏形初成，明清人性苏醒，近代趋于典型。而白蛇形象的演变恰恰展现了社会与时代对女性的印象和寄托 一、唐宋时期的白蛇：家庭性道德维护中的妖魔化 白蛇的形象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谷神子《博物志》中的《李黄》《李?g》及宋话本《西湖三塔记》，此阶段的白蛇形象形成的雏形期，白蛇以“蛇妖”的形象出现。《李黄》中，男子一夜风流之后归家，觉得乏力，结果“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3]。而后一则《李?g》中，男子的结局与李黄相似，男子艳遇后回家，“才及家，便觉脑痛，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3]《西湖三塔记》的故事则更加传奇完整，并且还为白蛇增添了两位“帮凶”――乌鸡精卯奴和獭精婆婆，同时法海的雏形也出现了，故事的走向开始与今天一致。然而，白蛇的形象依?f片面，是纯粹的妖，是情欲和邪恶的化身，此阶段，白蛇传说的故事框架基本搭建。然而白蛇全然没有人性，都以容貌姣好的女子形象示人，目的在于杀害男性并为己所用，雏形期的故事目的不外乎是通过蛇女这一妖魔化的女性形象在来告诫男性要压制情欲、性欲，同时借由“艳遇”来发泄男性的性幻想 作品的生成固然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的投射，然而其中也反映出社会的主流。中国封建时期的主流无疑是儒家思想，而在儒家的视野下，女性即是他者，女性作为社会成员构成的一部分，其最为基本的属性并非是“人”，而在于性，女性和情欲是画上等号的。在中国，性爱长期以来被认为与美好的爱情无关，与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严肃的理性思维更是毫不沾边，充其量是一种需要适当排遣，正确引导和释放的“洪水猛兽”[4]，儒家推崇的男性形象即一种标准的男性形象必须是不近女色的、坐怀不乱的，如鲁男子、柳下惠。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氛围下，人人都是向着圣贤的，然而道德中渴望抹去的部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男性可以贬低女性的价值，然而却无法抹去内心真实存在的情欲，无法否认女性作为“情欲”的等同者对其永恒的诱惑，本我可以被超我压制，但却无法消除。同时，男性作为主导者和权威是绝对的、道德的，而情欲则是不洁的，女性作为“非人”，在道德上貌似比作为“人”的男性更加自由。而情欲的产生必然是有原因的，所以男霸权则将情欲的根本归结到女性的引诱上。一个极美、极冶艳的女子，必然就意味着一种极大的诱惑力，极有可能地引起男性的情欲，进而使男性做出越矩之事，成为不德之人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三则故事中，男性均已有家室，家庭之中的夫妻也非因“情”结合，而是基于“礼”，即便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情欲方面也不应去追求。由此，男性也就有了寻求艳遇的可能与原因――在家庭中无法得到满足。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就像一个小社会，对家庭伦理的背离也就意味着对社会道德的背离，这显然是不合社会规范的，不合规矩自然是有惩罚的。在《李黄》《李?g》《西湖三塔记》中体现在艳遇过后必然遭受离奇死亡，告诫意味立显 二、明清时期的白蛇：两性关系制约中的人格化 明清时期的白蛇形象有了巨大的跨越和发展，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28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代表白蛇形象进入了转化期，此时白蛇得而形象处于亦人亦妖的状态，她习性难改，而且对男性花言巧语、迷惑颠倒，但亦有情愫。白蛇在得知许宣有异心时便威胁他：“若听我言语欢欢喜喜，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5]她既有妖的阴险凶狠也有人的情感兼具人性和妖性，对男性既有爱慕又有占有欲，不主动加害男性但又时常威胁。此时，男子寻求艳遇刺激转变为女性的主动追求，男子依旧爱色，白蛇的形象复杂丰满起来，但说教的意味依旧浓厚 清代方成培的戏曲《雷峰塔》则使白蛇的形象进入了成型期，此前，明代的陈六龙已经将白娘子的故事改编为传奇戏剧《雷峰记》，可惜的是已经失传，无法考察其中的白蛇形象。方本中的白蛇不止没有了妖气，还将其仙化，白云仙姑纯粹是因爱慕许宣而下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