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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影响下魏晋士人情怀 　　一、玄学产生的背景 “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是由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如果说包括国家法学、情思、风尚和道德在内的文化是它的精神结构的核心和基础，那么哲学作为对文化本身的反思和理解，则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结构的神经中枢。文化是培育哲学的深厚的土壤，不以一定的文化做背景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同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必须依赖哲学的论证和解释，才能富有生命，充满活力。”①哲学的发展受时代的影响而复杂多变。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今文经学是汉代的官学，它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古文经学从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在汉魏之际的历史条件下，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宗法文化的阐释已不合时宜，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再者，魏晋前后延续220多年，在这段时间中，统治者频繁更换，除西晋实现37年的全国统一外，其他时候都属于南北分裂的状态。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战乱不断，西晋统一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晋室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而且东晋自始至终，都有北伐之举，先后有祖逖、庾亮、殷浩、桓温、刘裕等人的多次行动。在二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国家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其发展壮大严重威胁到中央的统治。魏晋时期的主旋律是战争和分裂，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懂、瘟疫以及人口的大现模迁徙，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样动乱的环境之下，士人如履薄冰，在朝为官者或因政治黑暗而被杀，或因王朝更替而失去生命。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300年，张华、石崇、潘岳被处死；303年，陆机、陆云被害；左思、束皙，约卒于305年；挚虞、张协，未能活到311年之后。谢灵运以“叛逆”罪名被杀害。如此不稳定之大环境造成士人内心的极度不安 因此，至汉末而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开始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主要内容的玄远之学逐渐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哲学思想。“于是一般士大夫，都竞尚虚无，谈玄说理，探讨人生之究竟；保性全真，以求安身立命之道。有的嬉笑怒骂，行近癫狂。有的袒裼裸裎，违背礼法。”②魏晋玄学是当时士人的底色，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人生态度、政治选择等等 二、玄学影响下的魏晋士人的情怀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是儒道佛三家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当时的主流哲学，玄学分为不同阶段，又包含了丰富复杂的内容，何晏，王弼是正始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注“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时说道：“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③正始玄学以“无”为本，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从正始玄学的“贵无论”到竹林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元康时期裴?Q的“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和郭象“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之境者也。”的“独化?”，他们的思想都是为了在当时混乱、黑暗的社会环境之下，顺于人的本性，安顿士子的灵魂，为他们的心灵找寻栖息之所而产生的 （一）反对人生的伦理化，要求人性返于自然 道家的学说兴盛，士人行事皆以放达不守礼教为高，阮籍、嵇康等是这一风尚的代表。阮籍、嵇康讨论的中心是明教与自然的关系，嵇康在《释私论》中说：“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明教而任自然。”④阮籍站在自然的立场，对明教中的种种虚伪、荒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提到：“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处乎?T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T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T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T中 乎？”⑤将墨守礼教之人比喻为处在裤缝中的虱子。只有顺应性情，飘忽天地之间，与造化为友，才是自然之道。“今吾乃飘?_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暗于昭昭者不足与达 明。”⑥顺应性情，道通自然，才能够达到逍遥的境界。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魏晋士人特别注重养生。“在表面看来，养生论似乎是要延长生命，与安天乐命的思想不相容。其实，这是错误的。在养生论者看来，人生本可长寿，现在的人因为情欲的损耗与外物的刺激，都短命而死了。用情欲外物去摧残生命，正是反抗天命的自然法则。养生论者所讲的，就是要排除那些摧残生命的情欲的损耗与外物的刺激，让人享受应有的自然寿命。”⑦ 在养生方面，魏晋士人既有理论著作，又有亲身实践。嵇康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葛洪有《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