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的思绪、随机的梦：2006-2007心路杂集.DOC

我被“芝加哥化”了 ——暑期回国感想之一 王勇 初稿于2006年7月 修改于2008年3月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 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已经求学数年，2006年暑假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研究生讲授《宏观与发展经济学高级专题》一课，在与老师同学不断的接触中我第一次突然强烈地意识到我的学术神经和血液已经被彻底地“芝加哥化”了。这是一种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学术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训直译过来就是“让知识不断积累，以丰富人生”；每当别人提起“芝加哥学派”，我总是会联想到武侠小说中一个刚入少林的小弟子对于前辈方丈高僧的无限景仰之心和对同门的手足之情，或许在别门别派前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轻稚的“傲气”。 现在想来，或许这种傲气是外人惯出来的罢。因为每次向别人自我介绍说在芝大念经济学，对方常常会马上客气地说起诺贝尔奖。半年前回国在上海返签，我紧张等待美国签证官的第一个提问，听到的居然是“Oh, so you ar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o you want to win the Nobel Prize? ”，让我不知如何回答却非常开心，站在那里傻笑。其实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诺奖，经济系学生中间流传最多的关于诺奖的故事是Lucas和Heckman曾经都没有在第一次就考过芝大经济系core exam，Heckman还为此转到了普林斯顿，但是他们后来都拿了诺奖。所以我们系就有个名言“要想拿诺奖，最好第一次考core exam不要考过”。但是据我观察考前好像每个人都非常卖力地准备应考，“诺奖”似乎没有任何诱惑力。 芝大经济系目前还在讲课的诺奖得主有五个人。研究经济史的Fogel常常呆在商学院而且一度曾经常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我没有选过他的课因此几乎没有见过他。我曾为76岁的诺奖得主Becker教授担任过博士课程ECON301 和ECON 302的助教以及一个学期的助研， 他与我的办公室在同一套间，因此几乎天天见面。他即使在周末都会来办公室，还打网球，周一的workshop上他最为活跃，这个暑假他要在欧洲三四个国家做包括牛津大学的希克斯讲座在内等四场讲演。每次当我坐在Becker教授办公室里凌乱的大书桌前看他在黑板上做推理的时候，每次当我在晚上八九点钟时的经济系走廊里见到Heckman教授背着个大黑挎包刚要回家时，每次当我听到我的二年级论文指导教授Lucas与我讨论论文时说“ I don’t Know” 时，我的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激动。Myerson教授于2007年因为在机制设计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之一 。在获奖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获奖以后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就是准备明天在经济系的workshop上的论文报告”。我和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仍旧照常不误地教课和参加workshop的研讨。的确，日常的生活还是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其实所有得奖的人其实都早已众望所归，只是被瑞典人货币化地正式承认一下而已。我私下将他们尊称为“学术贵族”，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他们，拿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那么地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勤奋着和谦逊着。这些学术泰斗尚且如此，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号称“热爱经济学”的青年学子们还会有那么多时间去成天请客吃饭卡拉OK吹牛胡侃而不是去做严谨的学术研究。 了解经济思想史的人稍加回忆就不难发现，“芝加哥学派”的内涵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众多先贤的不断学术创新中动态变化着的。从这些大师的课堂上我感受最深、觉得最珍贵的是他们举手投足间的精神承传：是那种坚韧不拔的开拓学术的理论勇气，是那种捍卫芝加哥学派荣誉的忠诚与强烈的自豪感，是那种充满激情永远学术的不竭动力，是那种气定神闲笑看风云的超然自若。我想，也许不在芝加哥仍然可以学到他们的经济理论，但是绝对感受不到在手捧芝大同门前辈学长的论文进行学习阅读时的那种亲切感，芝大老师们讲解这些论文时的那种自豪的神情，以及与此荣耀感相随的催人奋进的无名压力：他们也曾和你一样在这相同地方相同教室研究与学习过，那与他们相比，你现在又做得怎么样呢？ 我最喜欢的研究领域是宏观，就来说说宏观理论吧。随着卢卡斯批判和动态分析工具的系统引入，现实与理论的发展将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学理的一系列重大缺陷暴露无遗。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子不再热衷于用国别数据做索罗残差或是进行Klein的大规模的宏观联立方程组运算，而是一套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后来的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的分析方法将一系列价格粘性理性化，对经济科学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没有被说服为什么被新凯恩斯主义所最为关注而被新古典宏观基本放弃的那些问题是足够重要的。那些简单根据时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