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docVIP

　　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论文提要：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文明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在人们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和重构人类价值秩序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该有充分的理由回应这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也应在这场历史性的生态深层对话中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枢纽地位和实现理论视域的大转进，以便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文化精神。 关键词： 生态文明视域； 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美学； 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