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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跨境水污染和区域减灾合作探究 基于区域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排放的可流动或可转移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危害往往会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乃至世界范围。所以,分析跨越国界的污染现象以及寻求解决办法时,博弈论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方法。一个具有实践意义并起到很好效果的例子，就是各国在研究和制定解决全球酸雨、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问题的方案时，博弈论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撑工具，而且形成了共识。类似于上述问题或国际河流污染等，其特点是“由于物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不同，国家在每单位污染中所受的损害是不一致的”。因而，各个不同国家对待这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越界污染是国际外部性问题的典型例子，它是由于全球公共物品或公共财产缺乏所有权而引起的。这些公共财产主要包括大气环流及气候资源、公海及其渔类资源、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热带雨林及重要湿地、大面积的湖泊、大江大河及其河漫滩等生态系统。各国在利用这些公共财产时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这些资源的使用边界不清，存在着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还包括国内外部性和国外的外部性。国内外部性与国际外部性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内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依靠本国的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外部性内化的手段如制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水费、排污权交易等方法来解决；而全球公共财产要想以较低的成本求得一致性同意的解决办法就很困难，因为世界上目前仍不存在超越某个国家的政府或组织，而且能够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和权力去使国际外部性得到内在化。虽然欧洲联盟成员国可以通过颁布盟员必须执行的环境相关法律，明确要求其成员国遵守污染条例，但是其成员履行法律的程度却大为不同；并且，欧盟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限制非成员国家，比如向它们征收二氧化碳税来防止全球变暖。同时，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也不能迫使巴西必须要保护热带雨林而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 国际外部性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由于他国的原因或负的外部性溢出，而使得本国的福利变得减少的问题。尽管一些国际公约至少认识到需要一些保护措施，去控制国际环境中污染物的过度外溢，但是“受害者”仍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OECD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针对环境问题指出，“国家有义务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环境受损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国是否能够从污染国那里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补偿，已经引起了关注。 目前，我们还缺乏国际水域污染物的外部性内在化的办法，尤其是跨国污染导致的环境灾难，因此通过国际公约去保护像界江界河这类的公共品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任何一个公约都会面临问题。比如，一个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全球性公约，A国就可能有很大的激励不签署这个协议或不执行这个公约，因为只要其他一些国家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A国在不用消耗本国资源或投入成本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况下，就可以从中获益；特别是非洲和南亚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吃饭和发展是头等大事，环境保护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或并没有摆在前列问题，对气候变化并不在意，就没有激励去减少排放；另外，如果有一些国家若能从全球变暖中得到好处，它就更没有动力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意味着执行公约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产生的搭便车行为，减少了全球的福利。假定在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公约下，B国因减少排放量损失了八千万美元，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净收益还是大于零的，并且这个净收益损失超过了B国因减少排放量带来的损失。假若B国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它就会同意或积极参与这种减少排放的行动措施，相应的，全球福利也会得到增加。一个现实而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如果巴西可以得到热带雨林的补偿受益，它就可以放弃本国砍伐热带雨林树木的收入。尽管补偿问题可以以环境损害为标准，关键问题是怎么样去解决执行的问题。也就是说，B国在参与了这个计划后，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补偿？一个国家如果参与了一个国际计划，其国内受损的个体能否得到补偿？怎样决定哪个国家应该支付哪种补偿？这个问题通常通过博弈论来表达，以探讨合作与不合作的解决方案。显然搭便车行为对于这种单边支付协议同样是一个阻碍：若英国居民会从保护巴西雨林中得到好处，但是英国可能不会同意这种支付，因为只要其他一些国家进行了这种支付，英国就可以无本盈利。其实，解决类似跨国水污染问题，与上述例子是一样的，特别是一条河流流经多个国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 以下应用博弈论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有关解决环境外部性的国际合作问题，正如上文中阐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公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特别是解决两国之间跨国污染问题。Maler（1989）首次试图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对关于污染或酸雨越界问题进行经验研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论文运用博弈论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目前有关博弈论的研究大多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