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契诃夫戏剧探讨外国文学的传播.docVIP

以契诃夫戏剧探讨外国文学的传播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契诃夫的几个多幕剧都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出版规模较大的是１９３６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契诃夫戏剧选集》。这套选集包括丽尼译的《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曹靖华译的《三姐妹》，满涛译的《樱桃园》，李健吾译的《契诃夫独幕剧集》。４０年代，出现了译介契诃夫的高潮。契诃夫与其他几位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一道被列入了出版选集的计划，但最终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６种译作，其他的均流产。这时期，焦菊隐开始致力于契诃夫戏剧的翻译，他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于１９５４年出版。曹禺虽然没有译过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但在三四十年代为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曾在国立剧专给学生仔细地分析契诃夫戏剧的妙处，和学生们一道“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曹禺本人极为欣赏《三姊妹》，认为在这部伟大的戏里展现的是一幅秋季的忧郁。那里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只是能抓住人们心灵的活生生的人。５０mdash;７０年代，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占据醒目位置的是小说，而不是戏剧。８０年代伊始，上海译文出版社根据俄文１２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其中包括小说、剧本和书信等。就在１９８０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通而观之，中译本最多的契诃夫作品中有几部是戏剧，即《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和《万尼亚舅舅》。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评论早于对其的翻译。第一位介绍契诃夫戏剧的是宋春舫①。１９１６年，他在论文《世界新剧谭》中提到欠壳夫（契诃夫）②；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又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③上的《近世名戏百种》中推荐契诃夫的四部戏剧，即《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并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对它们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四十年代，评论家们着重评点的契诃夫戏剧作品是《樱桃园》和《三姊妹》。１９３７年，芳论在《樱桃园》译后记中谈道：“总之，抓住旧生活的悲哀的落日之余辉与新时代微熹的曙光的交错，美丽地型化了它的诗意和内在意义，在这儿就有着《樱桃园》动人的地方和价值。”此文看到并指出了契诃夫剧作的重要特征：抒情氛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总的看来，“五四”以后，直至１９４９年，契诃夫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倾向及其接受视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１９４９年后，契诃夫研究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着，观点也基本一致，如契诃夫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有一定的揭露性等。直至８０年代，契诃夫研究才打破原来固有的框框与思维，逐步走向立体化与系统化。１９８７年，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问世，它由徐祖武、冉国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２５篇，这本书代表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学术水平。朱逸森④、李辰民⑤、童道明⑥是我国在契诃夫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专家，他们对契诃夫戏剧都有着精深的领悟与研究。综上，尽管我国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早于对其戏剧的译介，但是戏剧的译介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潮流。这是因为契诃夫的剧本进入中国的时代已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开始反思的时代，我国的话剧事业也正方兴未艾，因此，他的戏剧一被介绍过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契诃夫经验：契诃夫戏剧在话剧舞台上的呈现 自契诃夫戏剧首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迄今已有８３年。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１日，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契诃夫戏剧。演出剧目是《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演出单位是上海辛酉剧社，由朱穰丞导演、袁牧之主演。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那里的文艺力量。在延安，他们演出过契诃夫的《求婚》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俄苏戏剧。曹禺、夏衍作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都在艺术手法上曾经借鉴过契诃夫。尽管夏衍认为，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与受到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更多地是从狄更斯和高尔基那里受到启迪，但有意思的是，仍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提到《上海屋檐下》中的契诃夫痕迹。通观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契诃夫对中国戏剧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非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曾掀起中国戏剧理论和表现形式的革新之潮，它几乎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话剧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契诃夫祖国的苏联戏剧工作者被邀请参与到“契诃夫戏剧中国化”的工作中来。在５０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内，苏联专家陆续应邀前来中国，为我国的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举办“导训班”、“表训班”。１９５４年，列斯里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戏剧专家来到北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导演干部训练班，简称“导训班”。紧接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在中央戏剧学院创建了表演干部训练班。１９５４年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排演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