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水浒传侠义精神的消解.docVIP

儒家文化对水浒传侠义精神的消解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生动地塑造了一批绿林好汉的英雄形象，小说中所描写的替天行道、锄强扶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情重义等英雄传奇故事鲜明地展现出其侠义精神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侠义性的行为是英雄好汉们所禀持的侠义精神的全面体现。 不少学者认为，侠义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认为“民无信不立”，孔子曾主张君子应“主忠信”，后生小子要“谨而信”，人际交往要使“朋友信之”，而司马迁在《史记bull;游侠列传》中同样指出了侠的人格精神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诚信品质，可见，两者都将信用看作人际交往中的基本准则，信用也是侠义精神表现之一。另外，儒家孟子对残害人民施行暴政的君主深恶痛绝，直接提出了反暴除恶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侠义精神和行为先导。但是，当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侠义精神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儒家思想中某些因素对侠义精神的消解作用，正是这些因素扭曲了侠义精神的本质，致使侠义精神变异，从而英雄们的侠义形象不免大打折扣，最终以悲剧收场。 一、从替天行道到追逐功名 任何人做点事总有原由，有的理由是以这件事本身为目的，有的却是为了表面上应付他人，实质上又另有其他目的，个人如此，群体活动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武装斗争，有的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以改朝换代为宗旨，有的是以求生存为目的，或者更多的是为了“发迹”为主，其表面理由和真正理由往往大相径庭。 传统的侠崇尚节义，侠的勇敢无畏、冒险精神出于对社会不平的愤怒以及个人的血性良知，其行为无任何功利之企图，相反还带有一些超现实的、反抗社会的因素。真正的侠应该是凭借自身的能力，使百姓免受灾难困苦，功成之后，则不慕荣华，飘然隐去。 《水浒传》作为一部带有反抗意识的小说，其中的“替天行道”广为人知，在此以前，“替天行道”之说始见于元杂剧，如《黑旋风双献功》中“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梁山泊李逵负荆》中“替天行道求生民”、《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从中可以看出“替天行道”主要是与主持正义相联系，这些剧本中的“替天行道”多半是指梁山好汉求生民于水火，为天下主持公道，它是宋江故事中的旗帜，是“忠义堂”上的集体之灵魂。 但梁山事业位居巅峰之时，也正是其衰败之始，这一群替天行道者最终没能有完善的结局。《水浒传》中侠客们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名心，以宋江为代表，梦想着“一枪一马，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1］(P131)。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也从最初的“保境安民”到了招安之后的“顺天护国”，日益膨胀的功名心使其对原本具有同党性质的方腊进行征讨，其集体毁灭的悲剧性结局既是对这次战争合理性的质疑，又是对其不“替天行道”的行为的最好解释。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对功名的执着追求，使英雄好汉们不可避免地受其牵制，走上了招安之路。也正是世俗功名心作祟，毁灭了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的原始使命，葬送了其行侠仗义的真精神。招安之路所带来的自我毁灭不能不说是对“替天行道”的一种讽刺。 想那梁山头领宋江“自幼曾攻经史”，“学吏出身”，他必然熟知儒家经典，宋江带领梁山队伍走上招安之路不能不说是深受其影响的结果。“天”的概念在儒学中有这样几层含义:“天”首先是自然的母体，是“百物”和“四时”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次“天”也指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有自在的法则和自为的运数，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最后，人与天的关系是要顺应它，而不能抱怨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此，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而天对现实世界的指引导流作用何以实施，按照儒学的说法，“天”与人是可以同一的，人可以受命于“天命”，成为天命的担当者，这就是儒学的核心“天人合一”。“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hellip;hellip;”等等都是说明天的意志有待于人的意志去实施。而“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2］(P20)，因此，只有君王和他代表的国家才是无上之天的体现。于是现世的君王成为了“天”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天”的意志通过“王道”来体现，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将自己称为“天子”，君王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君王在现世中的地位和天一样是不可动摇的。在《水浒传》中，“天子”以及所代表的朝廷的历史正当性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宋江眼里，“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1］(P817)，因此梁山好汉们的造反始终针对的只是奸臣、贪官，对皇帝却不敢有二心。阮小二会在迎战巡检何涛时唱道“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正是说明了他们要帮助赵宋天子清理腐朽的官僚队伍，以维持纯洁的政体，他们所推行的“替天行道”实质上是“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