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文史关系析论.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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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史通》中的文史关系矛盾,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都会注意到它。从先秦的文史不分到汉魏六朝的文史独立,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演进过程,对于历史中怀着不同禀赋的个体来说,亦会在其身上留下烙印。史学时代而具文才,文学时代而具史才,若才馁即喑哑其声,若才盛即发为抗辞。作为文学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以骈偶之文掎摭新史旧史,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一、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刘知几认识到了个体禀赋与学术演进的关系,他在《核才》篇描述了文史之间从合到分这一历史过程: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1](P250)孔子所言之“史”本为文辞繁多之义,而刘知几径以其为历史撰述,并藉此谈论上古时代文史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如:“昔夫子有云:lsquo;文胜质则史rsquo;,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P180)”lsquo;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rsquo;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1](P528)这一时代的“文”具有和“史”一样的功能,可以劝善惩恶,所以刘知几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1](P123)刘氏强调当时“文之与史,其流一焉”,是由于“周诗”、“楚赋”皆如《春秋》一样可进行道德批评。屈平、宋玉“可以方驾南、董”,不是因为其藻采,而是因为他们“不虚美”、“不隐恶”。汉魏以降,文史殊途,各自从经学中独立而出,在六朝都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但这一时代“文”愈来愈趋于骈俪雕饰,悖离了文史合一时代“文”的本义。若仍令文人修史,必然会“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造成“文非文、史非史”的弊端。[1](P180)《核才》篇所言“赋述《两都》”者为班固,“诗裁《八咏》”者为沈约,像二人那样能文能史者,在文史异辙的时代,毕竟难觅其才。人之才能各有所偏,长于文者为文,长于史者修史,陈力就列,方可成事。若陈寿,虽有良史之才,却乏篇什之美,便应令其修史。反之,有文才而“不闲于史”者则不当修史。如《核才》篇论徐陵:“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1](P250)刘知几致慨于“沮诵失路、灵均当轴”,[1](P250反复言文人不可修史,乃激于初唐史局皆文咏之士。“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骈体肇兴,文笔难行史笔之任,文史不能不分途而立。依知几之见,才堪撰述者当学综文史,但此“文”非六朝、初唐之文,而是孔子、左丘明之文,是司马迁、班固之文。文史合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怎能仍以文章之士兼修史传?刘知几一面迥立于风尚之外,赞许“五经”、“三史”之文;一面又难免时代文风之濡染,以骈文论史。《史通》中的文史关系问题具有其特有的历史基础,必须在初唐文风演进的过程中加以揭示。 二、从贞观到开元:史家在文学时代 刘知几(661mdash;721)身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太宗贞观治世对他而言已是文籍中的历史记忆。但作为一个评骘诸史的史家,他对贞观修史并不陌生。刘知几时代的文风与贞观文风虽然有异,然追溯其制度根源,还应从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开文馆谈起。当时在选中的十八学士,贞观修史时,又多以文臣兼为史臣。武德九年九月(626),李世民即位,又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秦王文馆及弘文馆的设立,预示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亦开启了初唐文史之学交互影响的局面。贞观三年(629),太宗命令狐德棻、李百药、姚思廉、魏征、房玄龄等重修五代史。太宗以为史籍载文当刊浮华而取切直,是年三月,“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lsquo;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rsquo;”[2](P6063-6064)后来,刘知几的见解与之遥相呼应: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hellip;hellip;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1](P124)若司马相如之“文”,于“史”无用,当摒弃于外。至于何者可载入史册,太宗以为是“词理切直”之上书,刘氏则以为是“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之文,如《尚书》中的“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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