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现代文学间的联系.docVIP

圣经与现代文学间的联系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废除古文，建立白话文学的革新运动，视其发生背景，实在是所来有自，势在必然。传统文学发展到清末已是烂熟而但，穷途求变，文言文不仅成了文学创造的镣铐，也阻碍了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的普及教育。此时兴起的“国语运动”形成了广大的官话区域，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基础;此时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强烈的催化剂，其中，《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样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最早从文学方面来论述这部基督教经典，又从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圣经》文学和基督教的一些观点。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研究《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O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rsquo;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 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lsquo;文学的国语rsquo;，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lsquo;三年之艾rsquo;去救lsquo;七年之病rsquo;，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 从文体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短篇小说，也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 《圣经》文学中那些优美的牧歌和恋爱诗，可以帮助新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其中的抒情文学也可以拿来与《离骚》等比较，找到参照发明的地方;甚至《圣经》译本中标点符号的应用，也能给新兴的文学以规范作用。所以，文学革命一开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对《圣经》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反对白话文的人说，这样的文章并不算新，无非是从《马太福音》中出来的。对此，周作人说，“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lsquo;吻《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象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曾读过《圣经》，并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较为突出的有冰心、许地山、老舍，他们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曾一度成为基督徒;其他如鲁迅，对引日约》有过系统的研究，茅盾，写过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及写了一批教会题材小说的张资平、肖乾;其他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田汉、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叶灵凤、胡也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甚至沈从文这样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国派作家，最初也是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习写作的，他称《圣经》是他的“师傅”。②二、《圣经》文学研究周作人认为欧洲文学有三个来源，一是希伯来思想，二是希腊思想，三是中古的传奇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三支潮流会合，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古代希伯来文学保留在《旧约》之中，《旧约》本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书，经过了历史批评的研究，从文学上讲是希伯来国民文学的总集。他把《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比较，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mdash;《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