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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无益散文的身份叙述 《廖无益散文》由作家出版社于2002年年底出版，迄今已有九年多了。回过头看，仍有一些创作思路和问题意识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本文就《廖无益散文》及其他一些作品进行分析归纳，就底层写作、身份叙述等几个方面展开一点讨论。 底层与写作 “底层写作”这个概念是2004年才开始突然升温的一个当代文学的“关键词”，一些大众传媒和年轻的文学评论者都纷纷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2005年年底，“底层”这个概念更是成了文学界的年度主题。在2005年6月15号刊登的《新世纪文学的“新表现”》，明确指出新世纪文学不可忽视“打工文学”，“底层叙述”已从“冷门叙述”变为“热门叙述”，也可能从“异质叙述”变成“主流叙述”。冷热变换之中，我们只需认清三点：首先，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也是源远流长。从鲁迅写《故乡》开拓“乡土文学”开始，众多的作家作品就从各自角度关照农村或彷徨于城乡之间的那些“闰土”、“陈焕生”等各样“小人物”。作家们在作品里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喜乐倾注了极大的体认、爱心，无论从题材范围还是从情感体验以及描写深度讲，比近几年大众传媒所热炒的“底层写作”都更深更广。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这个文学主题突然在近年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其次，如果都从作家身份和写作形式的角度分类，那么近现代以来许多作家也多多少少有着类似的“底层”背景或体验。最后，在学术概念的定义上，无论把“底层”界定为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底端弱势群体的关照，还是把“小人物”作为文学描写和创作的主体，都可能是对于现实社会形势有意无意的隔膜。如前所述，这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05年前后成为热点，我们认为根本上是跟社会舆论对于“三农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等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涉及社会公平与矛盾的问题有关。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些“打工作家”根据亲身体验真实描绘了底层人群（进城务工人员）在生存和思想上所遭受的“痛苦与挣扎、受屈辱与受损害”，这块多年遗留下来的社会“暗礁”，才终于在“三农”政策的初步落实和网络新媒体的合力推动下，浮出水面，通过文学的形式在网络和媒体的舆论平台上得到一时的放大和聚焦。就文学本身来看，目前的“打工文学”大多还是“苦难叙事”的调子，并未在艺术上突破鲁迅以来的文学创作传统结构。因此，担心这种来自底层的“异质叙述”变成统摄一切的“主流叙述”，在这个消费的时代，不现实也绝无可能。但如果扛着“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的幌子，故意扭曲、简化、抽空甚至欺瞒现实的话，却着实需要警惕。因此对“底层”有可能被商业利用而成为一种新的营销热点的担心是必要的，这几年来的创作实践也反映了这一点。廖无益对于“底层”的理解和表达显然有别于上述“打工文学”或“底层”的描述。廖无益散文写作大概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在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时，他已较清晰地总结了 在这一阶段对自身的清醒体认及对散文写作的自觉追求。他在开篇的“思辨之累”的《脆弱》里引述钱理群先生的《蔡玉镶mdash;mdash;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说，“一个底层知识者坚守精神，怀着文学之梦冲出重围的悲剧经历。蔡玉镶是一个失败者，而相对于成功者，他给人以更大的震撼。他让我们物伤其类”[1]。“物伤其类”不仅是学院知识分子钱理群的，也是廖无益发自内心的自我体认和深切缅怀，同在“底层”的现实使得廖无益在体味蔡玉镶的悲剧人生的同时，认识到底层所承载的复杂重压：“底层，我们在一个瓮中呼吸。在权利与各种貌似合力的规章制度的重压下，我只是一个弱者，只能在一个既定的狭小空间中寻求慰藉，而那极其有限的一点施舍，便会葬送你的一生hellip;hellip;”[2]这种感同身受与作者的生存环境有关：从学校教师到政府官员，最后选择到文联工作的公务员经历，使他能更多体验到体制机构之下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丝丝连连又难以言表的“梦魇”。就廖无益的知识背景来看，廖无益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怀揣理想回到一个闭塞的县城，而这县城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版图上是忽略不计的。说大一点，我们依稀可以在鲁迅的《酒楼上》及《孤独者》等作品里看到这种由地域局限带来的文化“底层”体验：“底层，在我们的概念中是与脆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承压着整个社会，因为我们的付出不值一文。我们曾坚守精神，但我们会被出卖。我们眼巴巴看着一个人从黑暗中走来，却伸不出手，腿被梦魇擒住，喉被咽住，这个时候我任人宰割。”[3] “脆弱”而“被出卖”，这是发自所谓“底层”知识分子的清醒而沉痛的呐喊。而这种“脆弱”的特性不仅仅是底层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的现实生存的一面，也喻指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无奈，甚至是绝望。这来自底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与现代以来鲁迅等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惶惑形成深有意味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