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的无奈论文.docVIP

　　阿Ｑ的无奈论文 .. 每读《阿Q正传》都能感受到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者”情怀，也会联想到鲁迅关于自己为什么“弃医就文”说过的那番话：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 鲁迅在另一处，还特别把这一“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称作“启蒙主义”（2）。这种“启蒙主义”可以说是鲁迅终其一生念念不忘的事业。阿Q这个形象似乎正是鲁迅这一思想的有力证明。此后贯穿中国学界的有关“启蒙”的精神、思想、立场，包括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也都同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3） 然而，有一些问题却不免总在脑里萦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国人的精神”出了什么“问题”？所谓“问题”又到底依据什么标准？就算是有一种很成“问题”的“中国人的精神”，可一个作家、学者怎么“改造”它？自己扮演“灵魂工程师”的角色？这是不是有些太狂妄、太自以为是了？……有了这些“想法”，也就不免对“国民精神改造”这一命题本身产生一些疑虑。再回头阅读作品，则对阿Q也产生一些新的看法。 另外，就是文艺。中国从19世纪末，就开始推重小说（文艺）“营构人心”的巨大作用，到梁启超更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对小说（文艺）寄托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人心”、“新风俗”等重大使命（4），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者”，“要推文艺”也与这种思想一脉相承。文艺的宣传和教化功能当然不言而喻。但文艺毕竟只是人类从审美上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宣谕功能只能通过形象对人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一说到“形象”，问题就复杂了。任何成功的艺术形象都不是只具有一目了然的单一的意义，你这样看，我那样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部《红楼梦》就引出众说纷纭的“红学”，一个阿Q诞生至今，也是歧见纷呈，可见即使作者想要通过文艺宣谕什么，也会被文艺自身的审美法则和“接受美学”化解，并非你文艺家力求“宣谕”什么人们就接受什么的。此外，在一个现代、正常的人文环境下，文艺创作本身就是多元的，对现实生活你有这样体悟，我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体悟，于是形诸于笔下，便会出现文艺创作色彩纷呈的局面，于是，你的“宣谕”和我的“宣谕”又会在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相互砥砺的态势，断不会形成只有一种文艺、读者（观众）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那种“话语霸权”。这样，把小说（文艺）看得那样重，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这大而不当的重任放到它的肩上，是不是基于传统文化格局形成的思维，而非文艺的真精神和真作用呢？ 就说阿Q这个形象吧——这里我必须特别说明一点，鲁迅以文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宏图大志我觉得有些“虚妄”，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并不否认他的伟大，他的阿Q就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在阿Q身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一是病态的自尊、欺凌弱者、自我作践和以“精神胜利”的方式来慰藉自己。例如，他头上有癞疮疤，非常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说他“麻木”吗？这种近乎病态的“自尊”，似乎不能说是“麻木”；说他不知“反抗”吗？他事实上是反抗了：“骂”、“打”、“怒目而视”，不管是向谁总是一种“反抗”吧？只是在反抗后仍然不能改变自己被侮辱和欺凌的命运，这才不得不改为“你还不配……”或“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种“精神胜利”的手段聊以自慰。 可以这样说，阿Q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都能从人的社会心理上找到依据。他渴望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对所受到的侮辱和损害有不满，有抗争，但他无力战胜它们，无法获得实际上的起码尊严，于是对尊严的追求就迫使他向病态和扭曲方面发展，成了鲁迅所高度鄙薄的“怯者”。 阿Q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愚昧”。他挨着王胡坐下来捉虱子，可是因为捉得不如王胡的多，就愤愤然起来：“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反倒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