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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女性叙事操作对策 从20世纪初叶始，知识精英出于思想启蒙的客观需求，采取了一种批判“孔教”诋毁“传统”的运作策略，进而开启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先河。到了五四时期，诋毁“传统”之势，更是被冠以“反封建”的时髦口号，愈演愈烈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鲁迅一篇《狂人日记》振聋发聩，揭示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吃人”之恶习，故他“对于lsquo;不长进的民族rsquo;的疗救方法”，是强调应“扫除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吴虞更是撰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说孝》、《礼论》等重头文章，全面批判和否定了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批判“孔教”与诋毁“传统”，妇女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焦点。他们痛斥“三纲之说，是屠杀民族之利刃也”①。他们甚至还强调说：“自有那三从七出的怪说，便把东方的女子束缚得如同牛马一般。”②如果不“打破旧礼教信条的束缚，扫除盲从的旧贞操观念”，一切关于妇女解放的社会讨论，都只能是苍白无力的一纸空谈③。故家长专制作为封建婚姻的历史弊端，也便成了启蒙精英诋毁“传统”的极好借口。 一、五四时期两个偶发事件的历史契机 五四反封建“拿女人来说事”，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策略，启蒙者在此期间所做的舆论宣传，显然都带有诋毁“传统”的主观目的性。这其中“赵五贞事件”与“李超事件”的突然出现，无疑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19年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标题，率先报道了青年女子赵五贞在出嫁途中刎颈自杀。赵五贞曾受过新学教育且擅长女工，她遵循父母之命许配给吴姓商人，于1919年11月14日举行婚礼，当吴家人前来迎娶之时，她用剃刀在轿中自杀身亡。关于赵五贞的自杀原因，《大公报》给出了三种不同说法：其一是误信谣言，以为其夫吴某被抓，所以便由此而萌生了死意；其二是赵五贞曾许配某氏，还未成亲其夫就已病故，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殉情；其三是赵五贞嫌弃郎君年纪偏大，而其父母又收下了对方的财礼，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抗命。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是因人而异各执一词：“谣言说”是出自于老百姓之口，“殉情说”是出自于保守派之口，“抗命说”则是出自于激进派之口，这真是各取所需莫衷一是。但《大公报》的编辑和记者，却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因此他们采取了连续性的强势报导，不仅将其视为“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并且还将其当作妇女解放运动的鲜活教材，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讨论。实际上，赵五贞自杀究竟与“传统”观念有何关系，这根本就不是思想启蒙精英们的关注重心，说白了他们只关心怎样去利用这一事件，以引起社会读者的强烈反响与充分注意。如果没有新闻界的连续报道和思想界的积极跟进，一个出嫁女人途中自杀只不过就是一种街头巷议，市民们也至多只会刨根问底谈论几天便热情散尽，更谈不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比如同一时期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同样也披露过一则扬州船娘银贞子抗婚投河自尽的惨剧“新闻”，然而由于报社编辑与记者并没有采取强势性宣传，故而社会读者与启蒙精英对此也就反映冷淡不那么关心了。“赵五贞自杀事件”走进了公众视野，它既授予了激进派以诋毁“传统”的确切口实，同时又使守旧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其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具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就在长沙发生“赵五贞事件”之后不久，北京也发生了一个“李超事件”，而启蒙精英对于这一事件的社会运作，恐怕更是声势浩大有过之而无不及。1919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各界名流齐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女学生去送葬。李超是北京“女高师”的广西籍学生，父母双亡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后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并已晚期，1919年8月病逝于法国医院。一个女学生患病身亡原本波澜不惊，但最终却演变成了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在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当然是那些思想界的启蒙精英。李超死后其同学便将她生前的往来信件，直接寄给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希望他能为这位不幸的女学生写点什么，以便能够在追悼会上宣读。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形象代表，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费时几天，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字的《李超传》，发表于当时影响极大的《晨报》正刊上。胡适说他之所以要替李超立“传”，是因为“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做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胡适认为李超之死，使“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本人渴望求学上进，其兄嫂则希望她早日嫁人，故李超桀骜不驯我行我素，成了其兄嫂霸占家产的最后障碍。在胡适看来李超之病乃由心生，而致其抑郁染病的根本原因，无外乎就是女子独立的经济问题。故胡适一再申明说：“我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