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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国际合作思路 国家公园对生态旅游业的支撑作用 生态旅游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1]。生态旅游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重新审视自我行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2]。而国家公园是当今国际社会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仅能有效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经营和管理模式是世界上公认的解决开发与保护的最好的一种方式[3]。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是其生态保护功能以及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环境教育的功能[3]。一方面，国家公园不同于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强调的是绝对保护，生态旅游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内是不允许开展的；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以包含“荒野”这个现代人极为重视的概念，开展的旅游活动称不上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更谈不上培养国家意识。只有国家公园能够两者兼得，自然和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属于哪一个地方，而是属于全国人民，一方面通过国家公园能够保护自然使其永世长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园让国民欣赏壮丽的河山并在其中休闲娱乐[4]。因此，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和功能决定了国家公园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国际上也都是以国家公园来支撑生态旅游发展的，通过国家公园的发展，一方面给生态旅游提供了发展的场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公园的教育功能，能使更多的人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最终使生态旅游从小众走向大众，在保护中发展旅游，在旅游中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近些年来，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云南省又是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重点省份，已一跃成为世界上生态旅游爱好者追逐的天堂，而云南省生态旅游业是靠国家公园来支撑发展的。地处东南亚的东盟也是世界著名生态旅游胜地，东盟的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依附在自然风光上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生态旅客前往，使东盟国家成为世界著名的生态旅游中心之一，由国家公园支撑起来的生态旅游产业在整个旅游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与东盟在基于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产业上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又在不少地方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互补和共振作用强，两地在国家公园层次上开展生态旅游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 双方基于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业合作的基础 云南和东盟各国之间具有水陆相连的地理区位优势。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连，边界线长达4060公里，水路与柬埔寨、泰国相接，具有形成生态旅游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区位条件。云南与东盟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具有地缘优势、亲缘优势、人缘优势、史缘优势和文缘优势[5]，这是双方开拓生态旅游市场无与伦比的优势。云南历来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有出境公路20多条。有4条国际河流流经或发源于云南，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是世界流经国家最多的少数国际河流之一，成为东盟与中国天然连结的纽带，在云南境内长1247公里，顺流而下，可抵达泰国；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生态旅游区。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近，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正式文化交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祖籍云南的郑和其事迹至今仍在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中广为流传，已成为东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云南与东盟水陆相连，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和睦相处，语言相通，民俗相近，社会文化相互融汇，形成较强的社会文化纽带，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也为云南-东盟之间发展生态旅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条件[6]。地理区位上能使双方生态旅游者往来便捷，减小交通成本；文化上的认同能很好的促进相互理解，减少意识形态上的不必要的麻烦。基于地理区位上和文化相互认同上的优势，使双方国家公园具有良好的地缘和文化上的合作基础。 中国与东盟的国家公园从资源本底上来说同西方国家公园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人地对立，他们的国家公园建设之初都是将原有土著居民迁出，国家公园内较少存在人文资源，生态旅游注重的是纯粹的自然[7]。所以他们的国家公园在管理上要考虑的因素少，管理起来比较方便。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基于东方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思想，国家公园在建立之前，内部就早已存在众多的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景观，人文社区多，利益相关主体也多，这给中国和东盟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也说明了东盟和我国的国家公园照搬西方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是走不通的，必须要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途径。我国发展国家公园是摸着石头过河，普达措国家公园自开业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客观上刺激了很多地方政府发展国家公园的兴趣，但同时也导致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