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功能退化及其干扰体.docVIP

生态环境功能退化及其干扰体 生态环境退化充分表现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过度开发造成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当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就会产生生态失调和生态环境整体功能的退化，严重的还会造成生态灾难。东江源区是国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是珠江流域和香港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的源头地区，具有水源涵养的特殊功能，目前正面临着人口增加、强烈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因此，必须加强该地区生态修复和生态功能的抢救性保护，协调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流域地区生态安全。本文将以此为例，分析造成其生态功能退化的成因、干扰体，并提出对策建议，这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一、生态环境功能退化及其干扰体 生态退化是生态系统运动的一种形式，它是由生态基质、内在的动能因素和外在干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生态系统内在的物质与能量匹配结构的脆弱性或不稳定性以及外在干扰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①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而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很多，干扰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干扰打破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并形成障碍，造成破坏性波动或恶性循环。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决定生态系统退化程度。 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两大驱动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区域地质地貌，气候和水文等的异常变化是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和退化的自然成因，包括大气干扰、地质干扰和生物干扰等。（见表1）从人的角度看，人为的干扰主要是指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形成的干扰体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施加的各种影响，包括有毒化学物释放与污染、森林砍伐、植被过度利用、露天开采等人为活动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属社会性的压力。人口增长、农业活动、工业与城市化活动等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不确定的。（见表2）人为干扰因素因区域不同而异，并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及生产手段和方式有关，人为干扰往往叠加在自然干扰之上，共同加速生态环境的退化，而一些生态脆弱区的人为干扰因素往往对生态退化起着加速和主导的作用。② 不合理的人类开发与建设活动对流域、区域生态系统破坏严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地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也日益加大，人为的开发活动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因素。一是经济粗放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单位GDP能耗、物耗，单位GDP的废水、废弃物排放量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外来因素的冲击。经济贸易往来的加强，客观上增加了我国生态环境遭受外来因素影响的风险，增加了外来有害物种入侵风险。三是生态保护基础薄弱。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不能对生态环境现状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些生态产业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生态保护投入严重不足，41％的自然保护区未建立管理机构，①广大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四是管理体制不健全。生态保护管理与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不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不顺，环保部门难以发挥统一监管作用，生态保护能力建设落后。 二、东江源区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及其面临的问题 东江源区是以水源涵养为主导功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包括赣州市的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东江发源于江西寻乌县的桠髻钵山，在江西境内三县集水区总面积3524km2。源区干流长度和流域面积分别占干流总长562km的24.6%和全流域面积27040km2的10%。东江源区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它包括社会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源区系统内的人类活动以及生物等和非生命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发挥整体功能的有机体。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源区内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通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有机组合，形成某种生物群落，在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交换、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源区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及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下的集合便构成源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所需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对源区环境系统施加影响，产生正、负效应。 源区生态脆弱带，又是相对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寻乌、安远分别为国家贫困县，定南则是省级贫困县，这三县正面临着人口增加、强烈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使得部分区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威胁区域和东江流域的生态安全。由于历史欠账和经济发展，多重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使江西东江源区存在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扩大。 （一）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