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docVIP

　　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