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论文.docVIP

　　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论文 自从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普遍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之后，人们一直在关心集体制农业“失败”的原因。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问题上，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外因，尤其是国家强加给基层集体组织（由数十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的种种平均主义政策，诸如在劳动报酬方面搞计时工分，而不是计件工分；在粮食分配方面突出按需分配（口粮），而非按劳分配。此派学者认为.freels）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政策和劳动报酬制度，不如生产队内部无形的规则、观念来得重要。国家的干预，尤其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极端平均主义制度的实施，会对集体生产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在1960年代后期文革高潮期间，尤为明显。当时，人们把计件制批评为“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因而以“大寨式”记工法取而代之。在“大寨式”制度下，每位社员都由生产队干部和其他社员根据其日常劳动能力和政治表现，定期（每个月或数月一次）评定其“基本工分”。评定之后，不管干怎样的农活，也不管质量好坏，只要出工一天，都能拿到自己的“基本工分”。大寨制实行之初，在秦村十一队的确收到效果。为了表明自己热爱集体，思想向上，从而在评定基本工分时收到积极评价，许多社员，尤其是女性，纷纷争当“无名英雄”。她们往往在傍晚散工之前相互约定行动计划。吃完晚饭后，待天色渐黑，便一起赶到田头，悄悄地为集体割完一片麦地，不计报酬。有时为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她们甚至在夜中赶到邻队，为人家做好事。次日上午，本队或邻队干部发现并获知无名英雄真实身份之后，就会用大幅红纸，写表扬信，把参加做好事的所有社员称赞一番。待下次评基本工分时，就会成为一个有力的筹码。这样的情形，据说持续了半年左右。但是，时间久了，社员们便渐渐失去了兴趣。彼此之间，在评定基本工分时，不再贬低自己、相互谦让，以显示自己大公无私，而是开始相互争吵，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全然忘记在评定之前，自己刚刚学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毛主席语录”。7 由于在大寨制下多劳不能多得，遇到苦活重活，没有人情愿卖力。以罱河泥为例，过去在搞计件制时，每对劳力（一人撑船，一人罱泥）每天可以罱泥四至五个船舱。而在大寨制下，通常人们只会完成两个船舱的河泥。由于失去劳动积极性，集体生产效率低下。在实行大寨制的数年间（1966-1970年），秦村十一队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每亩352斤至385斤之间。而在1970年代文革后期强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消大寨式记工法之后，粮食亩产随即回升到500斤左右。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全面强调按件计酬，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现代科技投入的进步，农业产量上升到每亩700斤以上。 集体劳动中的性别差异 当问及男女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有何不同时，一些曾做过村里干部的老村民，都说妇女在集体干活时“听话”。其中一位老黎便表示，在他担任该村大队或生产队干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妇女在派活和工分问题上跟他吵闹，也从未见到妇女闹过罢工。妇女之所以听话，在笔者看来，或许是因为受到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家庭传统的影响。但是老黎只部分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强调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在他看来，女人比男人更加“顾家”。女人为了养家糊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挣工分的机会。哪怕是一件只有半分工的农活，她们都情愿去干。只要能挣到工分，她们不会轻易歇在家中。男性的态度正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分少的农活，根本看不上眼。他们计较的是工分报酬的高低，而不是挣工分的机会。如果工分不高，他们宁可不干，以罢工的形式，跟干部耗上半天，或干脆在家中呆着。 其次，妇女更计较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总是把自己跟同伴相比，怕自己比别人干得慢、工分比别人挣得少，用老黎的话说，“攀比心比较强”。这在劳力比较强的妇女中间尤为突出。生产队干部也注意利用妇女的此一特性，在她们中间培养积极分子，年终评奖时给她们以物质奖励（比如发一只热水瓶或一个面盆），平时让其中劳动最卖力的作为“社员代表”，到大队或公社开会，作为一种精神鼓励。这些妇女因此也特别听话，其他妇女在她们的带动下，都很卖力。 第三个因素，在于男女劳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集体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人手少。因此，在工分报酬上，妇女没有跟干部讨价还价的杠杆。以秦村十一队为例。在1977年，该队19-47岁之间的妇女“整劳力”计有51人，20-49岁之间的男性“整劳力”计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间，只有17人（占31%）可以在日常分派不同的农活；其余所有劳力，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再派活之列，包括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名木匠，1名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