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传统文学公媒形象的现代演绎.docVIP

议传统文学公媒形象的现代演绎 “州县议婚”mdash;mdash;mdash;古典文学的传统范式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由州县议婚成就美满佳缘的故事叙事，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政府官员被作家赋予了“媒妁”职责，并让其以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去促使那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频现于古典文学中的奇特现象，充分反映了在封建婚姻制度之下，善男信女们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比如像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以及凌?初《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赵秀才趁乱聘娇妻bull;吴太守怜才主婚簿》等，都是中国古典言情小说中描写“公媒”形象的上乘之作。《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无疑是一个荒诞有趣的离奇故事，丑男颜俊让其表弟冒充自己去出面征婚，到头来却闹得个鸡飞蛋打自食其果，我们不能不佩服冯梦龙艺术想象的虚构能力。但我个人所倍感兴趣的一个情节，则是县令大尹亲自出面去成人之美，这既反映了执政官员的清正美德，又暗示着在作者本人的一种信念，无德之人绝非是真正的“媒妁”之人！如果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是以一个“骗婚”故事为题材，讲述由县太爷亲自出面牵线而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凌?初在其小说《吴太守怜才主婚簿》中，则同样是描写了一位政府官员所扮演的“红娘”角色。无论是冯梦龙还是凌?初，他们都将“议婚”之事呈上公堂，并借助于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仿佛州县官员只是在依法行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红娘”职能，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大尹与太守断案之前，都对秀才颇有好感，其主观上早已决意，要去对被审之人进行撮合；因此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宣布判决时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匡扶正义成人之美，使那些“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mdash;mdash;mdash;仅就主观“撮合”这一点来说，无疑正是“红娘”职能的移植表现。与《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和《吴太守怜才主婚簿》相比，《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情节则要错综复杂得多。前两者无外乎就是“骗婚”与“赖婚”，只要查证实据依法断案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乔太守所遇到的棘手难题，是三个家庭阴差阳错的婚姻纠纷。那个看起来有点迂腐的“乔太守”，却凭借着他貌似“糊涂”实则“聪明”的过人智慧，运用“乱点鸳鸯谱”的巧妙方式，将三家姻缘全部打乱重新去搭配，既促成了三对青年男女的幸福婚姻，又使其父母心悦诚服感恩戴德，使一场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纠葛，就这样地烟消云散迎刃而解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乔太守因其巧促良缘，故名垂千古流芳百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亮点人物。冯梦龙在故事结尾处，同样也写下了四句颂诗：“鸳鸯错配本前缘／全赖风流太守贤／锦被一床遮尽丑／乔公不枉叫青天。”其实冯梦龙在乔太守的判决词里，早已借用“官府权作月老”一句，来说明他所负载的“红娘”身份；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里，“州县”做媒现象应该是有所存在的，否则文学创作中绝不会空穴来风信笔胡写。 中国古代作家将“州县”也引入“红娘”序列，这其中自有其足以令人信服的客观道理。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下，“州县”自然都是出自于读书之人，在常人眼中他们无疑又是有德之人，让有识与有德之人去充当“红娘”角色，恰恰体现着古人对于“媒妁”人物的基本要求。因为在普通百姓的主观意识里，“州县”官员全都是孔孟之徒，而孔子也曾教诲那些莘莘学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②那么由这些“仁者”出面去做媒议婚，显然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文理想mdash;mdash;mdash;即：有权力和道德的双重保障，男女婚姻必然会幸福美满。冯梦龙与凌?初这两位通俗作家，正是站在平民社会的立场之上，用大胆甚至还有些荒谬的艺术虚构，极力去满足世人那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 “政府撑腰”mdash;mdash;mdash;现代公媒的政治色彩 实际上，在法律制度极不健全的古代社会，寄希望于少数“清官”去主持公道，并促成平民百姓的美满婚姻，这多少都有点南柯一梦痴心妄想。但是当时间进入到了２０世纪以后，由于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红色政权，都以十分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了婚恋自由的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出现他者的阻挠与干涉，那么政府部门就有权去介入并加以制止。比如民国法律工作者就曾释义说，建立现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宗旨，就是赋予政府一种神圣权力，以便使其“保护个人对于结婚的自由意志，以免因强迫和欺诈而成婚。”③而苏维埃政权也是通过立法形式，去倡导“婚姻之缔结，以男女双方自愿自主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若有人敢去破坏这一规定，将依法去追究其刑事责任。④法律条款赋予政府官员以仲裁民间婚事的神圣责任，这一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早已有之并不稀奇，如果我们只是以此为据去将其视为“公媒”人物，恐怕这多少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