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论文.docVIP

　　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论文 .freel Craham Sumn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 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1899年出版），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互相残杀得你死我活的竞赛，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目为是正当的消费。 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甫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社会皆不视为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暇）虽不会受到责备，但却绝不会赢得社会尊敬。 凡勃仑还注意到另一种前工业社会，即古代冰岛、日本幕府社会。这种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有闲阶级，但这种阶级却不是无所事事的懒人，而是社会上最为忙碌的人群，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掠夺性的，他们凭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夺财富，本身并不靠技艺或劳动从事工作。虽然这些有闲阶级取之于社会，而且也没有贡献出任何生产性的服务以作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得到社会默许。因为这些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