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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观点在油画创作中启示[关键词]美学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油画创作 法国画家巴尔蒂斯说：“物象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眼睛所不能见到但可以用精神去感觉到的真实存在。”中国古代大师之所以高明，能够征服后人，征服我们，就在于他们捉住了这种东西，并且完美地把它表现出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其来源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在绘画的表象上显示着大师的个人感受，笔墨技法等各方面。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即是画的精神的传递，是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是画的精神核心；而这种精神核心恰是我们需要传承下来的，要通过我们的画面再展现出来的东西。 老庄哲学思想和禅宗思想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主要支撑，这是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与艺术产生直接关系，这在中国画及中国其他很多艺术形式中常见，而在油画中却未能常见，这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老庄》告诉我们，庄子所求的“道”衍生出来的理想人格，是一种“逍遥人格”。老子和庄子讲的“道”落实到人生观上，便是“自然”，即打掉生死、有无、彼此、是非的外在的、人为的认知束缚、界限，一切复归于自然本性。庄子所重视的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保存生命的本身在然的状态，一切外在、人为附加都是做作的，都将使人失失去原始的淳朴，是对人生本性的一种损害，只会给原本清楚的人生带来无穷的困惑与迷惘。庄子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而且他认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真正的本质自我，只有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生命状态，才能祛除来自社会浑浊、来自仁义道德的对生命的污染，追寻得到本质自我。为了追寻本质自我，庄子开辟出一片“无何有之乡”的精神天地。《逍遥游》说：“今之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无何有之乡”是无为精神所开拓出来的广大的生活空间，它已不是客观意义的自然界，并非现实社会的实践行动所能达成，而是人心灵世界中无所依傍无可企求的自足状态，它超乎任何实用的意图，并因此精神得以自全自保，而摆脱任何的侵蚀与困扰。 “无何有之乡”的精神空间中，人的精神状态是“无所待”。在庄子看来，列子御风而行，犹有待于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心灵大自由。人经常要困于名利、权势、毁誉，而在庄子看来，人一旦受制于这些东西，不啻于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一具枷锁。因此，要在体道认道的过程中，放弃一切违背生命本性的东西，直接触及心灵本身。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在社会功利中实现，也不可能在家庭伦理中实现，而只能在体验宇宙真理，拥抱那个原始的、自然的本质自我中实现。只有无所待，人才能超脱一切与原始自然生命无关的东西，使心灵的活动超出物质世界的形象局限，达到大舒展大自由。庄子的人生观最为自由，最少束缚，因而也最接近艺术状态的人生境界。 人格理想的趋向，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对生命的看法。对生命、生死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回答“怎样的生命才是值得经历的”这样的问题。庄子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是“齐万物”，即万物平等。而他在人生态度问题上，则是“齐生死”，齐生死实是庄子人生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一旦死生被视为无悲无欢，无恸无喜，整个人生便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庄子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有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样，死生大事，被泯灭于“无何有之乡”这一精神空间的气聚气散之中，一切都顺其自然。庄子以一种审美心理审视生死变幻，“生”与“死”在庄子这里，不再是两种截然的绝对状态，而是两种自然支配下相对的、自适的、对等的状态。生与死，就像梦与醒，都是自然的状态转换，都没有意义。生亦无乐，死亦无悲。而在作为哲学命题的“生死”问题上，庄子的回答是巧妙的：既然生是一种状态，死也是一种状态，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栩栩然蝴蝶与蘧蘧然庄周，本就是对等的，互通的。安之此生之“我”，不正是死后之“我”呢？庄子不但否认了“生”的意义，而且否认了“死”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 中国艺术中“气韵生动”便是庄子“通天下一气耳”之气，也是中国艺术表现“道”无所不在的审美法则。在中国绘画、书法中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气韵贯通的世界中有音乐式的流动起伏和舞蹈式的回旋变化的节奏。“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气在道的作用下聚而为实，人与万物有形有相，散而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