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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信任治理相机选择摘要：华人家族企业的特殊信任是基于忠诚原则上的私人信任。用布赖恩特(Bryant)协调博弈来描述信任，家族主义信任可能形成最优的帕累托协调博弈结果，能较好解决代理中的信任问题，但不能或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时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信任治理的相机选择，则取决于信任在特定文化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成本结构。必须弱化家族主义信任，加强社会普遍信任环境、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家族主义；信任治理；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重点学科资助。 作者简介：何智美(1973～)，女，江西弋阳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企业文化与品牌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D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113-04　收稿日期：2008-05-06 家族企业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家族企业曾是英国和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脊梁。格林哈夫(S.Greenhalgh)等强调，华人经济首先应归功于家族企业。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是信任资源(储小平，2002)。韦伯(M.Weber)曾指出，信任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特殊主义信任(私人信任)，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另一种是普遍主义信任(社会信任)，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所以，中国人对“圈内人”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下，信任治理作为一种相机选择，取决于信任在特定文化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成本结构。 一、家族企业的特殊信任与忠诚 信任是一个综合概念，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信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期望对方不会利用自己脆弱性的信心，信任对象的人品、能力等，愿意托付、任用、依赖，从而把一定的行为主动权转让给对方，以期有一定的预期得益。经济学家主要强调的是信任的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激励――惩罚，如声誉机制。而对于比较制度文化的研究则给出了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存在着有明显差异的信任结构，如区分了高信任度社会与低信任度社会(福山，2001)。在不少文献中，中国被归类为低信任度社会。但如果观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信任结构是不能简单地用低信任度来描述的。因为，在家族或延伸的合作团体中存在着极高的信任。而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区分较适合于中国的信任结构，但这两个概念是不清晰的。相比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国的私人信任较发达，而且私人信任的市场是分割的，或者说是一个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中国文化下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或者说，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与家族主义相关联的。对于家族或家族化成员(自己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而对于非家族化成员(外人)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信任原则。 特殊主义的私人信任是一个具有经济价值的替代或补充性机制，其信心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关系或对于具体个人特征的知识。一般情况下，构成信任的信心来源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社会信用和道德规范，社会信用是通过制度立法及其实施形成的信用治理，道德规范则确立了一套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两者都是通过惩罚和约束力发挥作用。另一部分则是在具体交易中建立于个人特征之上的信心，每个人会按照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而进行信任度分类，并在长期关系或交易中动态地记录和进行信任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信任管理是一种几乎本能式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的过程。或者说，私人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个人特征化的信任编码、历史记录和动态的分类管理方式上的过程。而所谓“普遍信任”并不是对个人特征不加区分的信任，而是其信任主要是基于社会信任之上的，靠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维系的。这里，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建设是具有很强社会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其经济价值部分地在于它节省了个人建立私人信任的成本。而私人信任则是私人产品，不具备规模经济意义。 雷丁(G.Redding)在《华人的资本主义精神》(1990)中，概述了华人家族企业具有的五个明显特征：其一，决策权集中在最高层；其二，小型企业居多；其三，企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低；其四，企业的标准化、正规化程度低；其五，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趋势强。国内有些社会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上述第四条，即“标准化、正规化程度低”。雷丁认为，在制度安排方面华人企业不像西方那样具有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相反，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和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原则居于支配地位。这与华人文化传统注重的是“人治”，而不是法制有关。人们不重视建立与实施正规法律制度，即使有了正式成文的法律、规章等，也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加以变通处理。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