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制度变迁及制度安排.doc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制度变迁及制度安排摘要：民间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金融资源支持。在分析我国既有的金融体制变迁的基础上，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关键词：民间金融；制度变迁；制度安排 我国的民间金融产生于体制转型期，存在于新旧体制的缝隙之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从小到大、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研究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在当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在中国特定的经济转型背景下“民间金融”具有特殊的内涵，它不同于国外研究文献中的“非正式金融”，也与国内学术界提出的“体制外金融”、“民营金融”存在差异，而且，更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地下金融”或“黑灰色金融”。因此，如何准确、全面地界定“民间金融”，成为我们研究我国民间金融的首要问题。 “非正式金融”侧重于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的完善、完备性，即指那些营业场所、人员配备、组织管理制度等不完善的金融组织或机构，“非正式金融”一词多见于国外研究文献中，在国外，商业性金融机构或组织可以说几乎都是民营性质的，它们只有组织、制度正规完善程度的差别，而没有企业产权性质的区分。 “体制外金融”更强调了经济体制的范围，意指存在于国有金融体制之外的非国有金融组织、机构。较之“非正规金融”，它更接近于我们所研究的“民间金融”，但是，“体制外金融”还包括了进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所以说，此定义不尽精确(宋冬礼，徐怀礼，20D5)。 而“地下金融”、“黑灰色金融”是指为世界各国金融法律制度所禁止的金融活动，如洗黑钱、金融欺诈等金融犯罪活动，这更偏离了民间金融的本义。 近年来，理论界和决策层对于民营金融和民营银行的讨论和关注也在逐渐升温，但往往将民营金融和民间金融混为一谈。“民营金融”实际上就是经营权非国有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种金融组织和实体；而只有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非国有的、没有登记注册的才应归于民间金融。因而，民间金融实际上必然是民有民营，因为它的主体、行为、市场和组织形式都没有符合国家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而民营金融则更多地侧重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只要经营权属于非国有、且经过注册登记的金融形式都属于民营金融，这其中有可能存在国有民营和非国有民营等形式。 民间金融与官办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民营金融有交叉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区别(见表1)。 综上所述，我国的民间金融是指由民间非国有经济主体投资和经营，依靠民间信用，在官方监管之外的金融交易。主要形式有：民间借贷、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二、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分析 (一)我国既有的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既有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回顾我国20余年的金融改革历程，金融制度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供给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政府推动和强制性变迁的色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微观金融主体需求行为。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求，也不一定能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政府一般就暂缓改革，甚至不惜走回头路，比如将具有合作性质的城市信用社改组为国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这是对原有制度极强的路径依赖。改革初期国有金融垄断了整个金融体系，使金融体制内部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团体，金融部门的体制改革只能靠实质部门体制改革的压力推动。而经济制度变迁采取了诱致性和强制性交互演进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在坚持公有产权为主体的前提下，通过体制外推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从发展非公有产权与深化公有产权改革两个方面来建立市场经济，并从正式规则上肯定了非公有产权(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性(钟昌标，胡亮，2002)。从我国已有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来看，为了减少改革与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之间的摩擦，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外延扩展上，如增设一些新的机构，引进一些新的工具，开辟一些新的市场等，而对那些涉及面广，可能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的深层次问题，则尽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态度，把改革的矛盾和困难后移。即使是已推出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也仅具有创新的“外壳”，内容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离市场化要求甚远，比如城市商业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其实质也是一种准国有金融机构。可以说，我们在大力推进微观金融主体市场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大量复制我们将来同样要花大力气才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