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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分析摘要：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基于农民原有财产关系、生活方式剧烈变动的一个经济社会学命题。失地农民是被迫向城镇永久转移的农民。他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制约，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和经济保障。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改善失地农民社会资本投资现状，以提高失地农民群体的利益。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资本；非自愿移民 作者简介：刘源超(1977－)，男，山东费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潘素昆(1976－)，女，河北滦南人，经济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18－04　收稿日期：2007－07－07 一、引言 (一)广义的农民市民化 广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的居住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以后，农民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与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 随着工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各国都经历了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在经济模式与人口结构同步演化的情况下，农民在融入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市民化，并不存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剧烈冲突。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城市容纳能力有限，但城乡收入差距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农业人口无法进入城市就业体系的所谓“市民化”问题。 市民化不单是农民居住地的转变，还意味着，具备了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职业特征，与城市文化接轨的意识、行为方式的文化特征，从传统的以亲密关系为主的乡土社区网络转变为契约关系为主的城市化社区。在中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同时意味着户籍身份“农转非”的变更。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特殊性 失地农民市民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由于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或开发性项目的原因，农地大部或完全丧失、已将非农产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居住地由农村改为城镇的失地农民，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失地，但仍然居住在农村(比如退耕还林)的农户等其他失地群体，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如果农民市民化进程是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协调、同步进行，农民市民化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假如能够在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找到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一般会选择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经济因素之外的各种障碍，比如文化上的歧视、观念上的摩擦，都将随着农民个体和网络的“城市化”而逐渐消弭；尤其是在二代移民身上，这种来自农村风俗的文化遗留将变得更加微弱。但如果农民是基于原有土地、财产被征用或被剥夺，不足以维持旧的农村生活方式导致的被动进城――非自愿移民，则会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市民化的障碍。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被动的，是基于财产关系剧烈变动的一种生活方式变化。 二、文献综述 林南(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即所谓“社会资本命题”)。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由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组成，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依据高和荣(2006)的一个概括性述评，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具有增殖性、生产性的特征，而且社会资本不容易被发现、观察和度量，具有无形性、亲密性的特征。 生活方式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经济因素是生活方式选择的原因。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类型资本的根基。(林南，2005)”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是可以互换的(莫洛F?纪廉等，2006)。三者不但可以交换，而且必须交换和转换，因为个体对社会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例如一个拥有经济资本的成功企业家，可能会进高校深造谋求文化资本，同时会通过结交各种重要人物以培育社会资本。 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生活是“嵌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资本对经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依据这一观点，失地农民作为非自愿移民，经济状况上的变化仅仅是移民全部生活内容变化的一部分，而非生活变化的全部，社会资本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种变化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会进一步拉大失地农民与“城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失地农民的网络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本文还引用了格兰诺维特关于封闭型社区的消极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开展了角度不同的研究。杨涛、施国庆(2006)对我国失地农民在经济、社会权益上的损失问题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对失地农民规模、失地农民权益流失、失地农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