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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经学观述略 2016-05-03 14:43:07?《史林》?严寿澂 　　一 认识六经本体 　　双流刘咸炘（字鉴泉，1896-1932），近世奇才，著述遍于四部，以史、子为最精。治学所宗，乃在会稽章学诚（实斋），植基于校雠，谓实斋“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学亦从校雠出”；又谓“章先生云‘为学莫大乎知类’，明言其本，故其书首即论六艺；吾之知言论世，皆从认识六经本体推出”。①意谓认识六经本体，乃治一切学问的根基。是为鉴泉经学观的出发点。 　　近人周予同说：“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亦即现代学者之事，乃是为经学送终，让经学史登场（所谓“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他方面为中国其他学问开一条便利的途径”）。②近世新派学者对于经学，大多持如此见解，所谓整理国故，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一个总结，其意蕴皆在于此。章实斋《文史通义》开首即说“六经皆史也”，鉴泉既宗实斋，自然也认为六经皆史。然而其所谓六经皆史，与周予同诸人之说，其实是大不相同。 　　鉴泉认为，宇宙间有三物，即天、地、生物，生物以人为中心，于是有“事”。人不能单独生活，必与他人相合。人与人相合，便有了纵横二事，横者为“群”，纵者为“史”。此三物二事，即是人所当学，所须研究的对象。人与万物处于不断的感应之中，万物感应人，是为“知之学”；人感应万物，则是“行之学”。“知主虚理而必以实事明之，故不行不得知；行主实事而必以虚理御之，故不知不能行。”由此可知，所谓学术者，“学为知而术为行”；知须以行为目的，孔子所谓学，即兼包知行。更须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心，“故人之于物，虽若当周知，而宜有所轻重”。“心有知觉有情意，发为行事者，情意为主”，用孟子的术语来说，情意乃“心之官”，知觉则是“耳目之官”。③因此，除虚理与实事之外，情意亦应是为学的对象。④就人世间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其外形是文字符号，其“内实不外三种”，即事（包括物）、理、情。⑤ 　　文字之起，“本以代语言而补其不及”。语言之不及，有纵横两方面。横的方面是“地之相去”，“此地与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为书信与办事规则”。纵的方面是“时之相去”，“前人与后人，口耳不及，代之者为账簿记事册”。在鉴泉看来，“此即六经所由起”，云： 　　文辞何起乎？结绳而治，足以记事而已。圣人既出，合诸侯而一治，告语所不及，乃假文字以达之，于是有条教号令；事多而分职不易记，人多而率行不易一，于是乃为法式之书；官礼所由起也。既行于一时，而又虑后世久而忘之，或不能变通，必记已过之事以告来者，使有所据以损益焉，所谓藏往知来也，于是为记事之书，《尚书》、《春秋》所由起也。人事尽矣，而不可恃也，必本于天淆以降命；且人事之变，非已行者所能尽，必有虚拟之象以该其理；于是为卜筮之书，《易》是也。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有书，又皆有所用之，非凭心而立说，亦初无须凭心而立说。然而人不能无情志，情志不能不发而为言，则谓之诗。“诗”字从“言”从“之”，志之所之，皆谓之诗，非专指四、五、七言有律者也。圣人虑其言之过于礼义也，采而定之，笵于中正和平，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以法式事实虽有记载，恐于民情有所未惬，采诗以观风俗，乃可以万变之民情，斟酌一定之法式。盖其定诗，亦有所用而然也。⑥ 　　实事、虚理、情志，一经文字记录，便是所谓史。鉴泉解释说：“此‘史’字，只是记实事之称，非仅指纪传、编年。《说文》曰：‘史，记事者也。’文字起于象形指事。”⑦《礼》乃条教、法式种种之总汇，所记乃现在事；《尚书》、《春秋》记载过往之事；《易》以虚拟之象说未来事，理即在事中；《诗》则以一定之法式记录万变不穷的情，“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谓‘诗合为事而作也’”。可见“凡文皆当为事而作，故曰‘六经皆史’”。⑧六经之本体，即在于此。 　　《诗》、《书》、《礼》、《乐》、《易》、《春秋》，就书籍而言，谓之六经；就设教而言，则谓之六艺。鉴泉以为，“三物二事”之教，皆包含于六经之中： 　　《易》、《诗》、《书》、《春秋》以言教，诵之读之。礼、乐以事教，执之作之。知莫切于心灵，《易》陈宇宙之大理，《诗》陈民俗而土风在焉，《诗》、《春秋》陈政事而时风在焉。行者言与动也，《诗》教之言而礼教之动。礼范其行而以动使视焉，乐陶其情而以声使听焉。礼在外而根于内，乐在内而达于外。内外一贯而养中尤难，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⑨ 　　同时更须知：“六艺虽皆为教，而不皆为教科。”古代的教科，是《礼记·王制》所谓四术或四教，即“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其原因是：“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删定六艺以授其徒，未尝别为一书。六艺之书皆有官守。《易》掌于太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决疑之用，齐民不得传习。《春秋》为列国之史，学者亦无取遍观。此犹今之读书，不习卜筮，不览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