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忆中追寻城市时空生态意识.docVIP

感、忆中追寻城市时空的生态意识 周 娅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当城市规划的根本理念经历了中世纪以来两次意味深长的转变之后，一座座自然形成的早期城市，相应的从被有意识的整体规划过渡到被更具野心的“荒漠规划”。曾经充满地域风格和生态个性的定居之所，逐步演变成片面追求物质功能至上、公共空间形同虚设的“全球城市”。对于人类这种自导自演的迷失境遇，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通过一部迤逦而残酷的成长童话《千与千寻》作了奇幻的隐喻：现实世界里一原名千寻的小女孩，无意进入一个“神隐”的时空，她被剥夺标识本体的名，只允许保留抽象的符号意味十足的姓氏“千”。身心被强制脸谱化的过程中，姓名(归属)如彻底遗忘，她将被迫永远滞留于异地。幸运的是，“千”与“千寻”一直深深铭刻在她心底，迷失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 可感的公共场所：有关城市空间的生态意识 “众神隐化”的异化时代里，“千”所滞留的城市空间是一组功能完善、分工细化的硕大建筑群。人与人的活动分割于封闭私密的室内，人潮熙攘的驱力除了物质利益的诱使，只剩思想抽空后的麻木服从。人与“此在”的场所构成了一种主体间互相羁绊的“蜗居”势态——人被“蜗居”，“此在”因得不到合理的公共性延伸也被人所“蜗居”。这实则意味着：卑微的个体要想不在那座纸醉金迷与森严气息混合交织的迷宫中迷失自我，是难以想象的；“遮蔽”的场所因无法提供敞亮真理与自由的栖居之地，也不得不强迫性的自我迷失。双重迷失下的“荒漠”空间，亟待召唤的是那遗失了许久的公共场所意识—— 早在中国上古哲学思想中，就有一种“天地交泰”的充满生命动感的场所意识。试想天地之气通融，物象与心象交织，万物各遂其生的和谐之境里，人所安居的“场所”是有如“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描述的那般美好。居室与自然之物结合得虚幻而浪漫，一体化的理想境界令人心下感动不已。此处“场所”之公共性体现于隐身的人与显现的自然物之间，是一种内在生命共通感徜徉其间的“无我之境”。 有别于东方“场所意识”含隐的天人合一，西方的“场所意识”更多的关注于现实人际。德国学者海德格尔，一位执着于追问“存在”的哲学大师，同样执着的倡导另一种“场所”：“他人的共同此在与日常的共同存在”[1]，既指向“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开属于共在”，也蕴含着“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的意味[2]。也就是说，在海氏的理解中，自我与他人的主体性在日常共处过程中“都是从生存论上得到规定的”[3]，主体间是可以相互感知的。海氏的“场所”凸显了人与人交互共生的明确的公共性，是一种外在生态共存、我与他人共同分享的“有我之境”。 如果说上述两种公共场所的内涵追溯，只是单纯就人群定居处所和“环围”作了深入辨析，并未触及城市空间的范畴而与当下有所隔膜，那么当代生态美学和建筑美学的学人就城市公共场所的思考，承接着“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合理内核而精准的向当下延伸，为不令人迷失的城市生态意识建构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譬如丹麦建筑学家扬·盖尔潜心钻研日常社会生活对居住环境的特殊要求。在其代表性著作《交往与空间》中，扬·盖尔指出“日常生活的一般状况以及日常生活所依赖的空间才是应受到重视和关心的焦点”，并进而分析了对公共空间的三条要求：“为必要性的户外活动提供适宜的条件；为自发的、娱乐性的活动提供合适的条件；为社会性活动提供合适的条件。”这三条基础而广泛的要求是为了使得城市中的人们“能方便而自信的进出；能在城市和建筑群中流连；能从空间、建筑物和城市中得到愉悦；能与人见面和聚会。”[4]概而言之，人们借助于公共空间更好的生活，并从中积极感受、感知到自我与他人的存在和交往。 扬·盖尔从理论上细化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要求和效用，而另一位杰出的实践性代表是“田园城市”运动之父埃比尼泽·霍华德。霍华德强调城市的设计不应盲从于大工业化的要求，任何一种脱离了良好社会发育的建筑环境都不可居、不可行；他毕生致力于建设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美好环境和谐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在这种“宏大而无比美丽的城市之中……将有规模宏伟的公共建筑、教堂、学校以及图书馆、画廊、剧院等……”[5]这位坚信精神价值的城市学家，按照自己的理念，自筹资金，在伦敦附近成功建设了两座田园体的生态城市，将理论的书面推导化为实际可感的现实生活。此举一时间引来效法纷纷，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总之，城市急剧发展的征途上，人与自然越来越远离，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膜，共有“场所”越来越逼仄，包括你我在内的所谓“全球城市”的居住者正逐渐失去栖居的自由。从生态美学的维度重建可感的城市公共空间，不失为匡正时弊的适时之举。 二 可忆的私人家园：有关城市时间的生态意识 被符号化的“千”在公共空间的失落中迷失、挣扎；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