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志表述与文化想像：王士性纪游书写探论（报告稿）.doc

地誌表述與文化想像：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報告稿） 一、前言 王士性（字恆叔，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生於明嘉靖二十六年（AD1547），卒於萬曆二十六年（AD1598）），一個活在「遊」中的人物，自言：「不佞棲遲海曲，無所事事，惟是宇內洞天福地，夢寐不忘。」他寫給友人的書簡如是說：「數年懶慢，筋骨為驕」，數年未行「此如老婦傅粉，醜態盡出」，可見他對於游的態度不只是賞玩或休憩，而是身體與意志的鍛鍊，甚至是生活的紀律。「生平好游」的朱國禎亦提到當時士大夫中稱善遊者，莫過於王士性，「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二十一年的宦途，王士性除了未至閩地之外，足跡遍及北京、雲南、四川、廣西、雲南、山東等地。從他與友朋的書信之中，似乎可以看出「遊」是他終生的追求，更是他個人理念與情感的寄寓。 僕椎不文，無能當豪傑之識，故惺惺一念，每知慕古乃性，又好遊，每冀叨一第得從節使後，無論五嶽，即峨眉、點蒼，猶極意冒險攀躋為快，且因緣以遇海內名流。而今鹽米下吏，株守已矣。几上置明公遊記一部，鞭箠退食。即夜闌猶燒燭讀之數首，當臥遊焉。滿秩以間走嵩山，盡獲梁、鄭之觀，不揣以二記志之，然無能當大方也，惟明公正之。 對他來說，仕宦生涯正是行旅的歷程。一意好遊，尤以「冒險攀躋」奇峰峻嶺為個人意趣之所在，攀登五嶽以及四川峨眉山、雲南點蒼山是他引以為傲的旅遊經驗。除了親身遊歷，他也以「臥遊」追想友人遊賞的情境，以書寫遊記為兩人對談的內容，可知「遊」是他生命的重心。 潘耒說他：「生長臨海，臺蕩括蒼，自其家山從給諫，出參粵藩、副滇臬、典試巴蜀、視學兩河，視嶽鎮而外，如峨嵋、太和白嶽、點蒼、雞足諸名山無不窮探討，一一著為圖記，發為詩歌，刻畫意象，能使萬里如在目前。」值得關注的是他將行旅的經驗轉化為文字，分別為《五嶽遊草》、《廣遊志》與《廣志繹》。 三本書的寫作面向與形式各不相同，綜合觀之，可以看出王士性所開展的人文世界。 《五嶽遊草?自序》一文，王士性指出其「遊道」與「遊蹤」，自稱「遇佳山川則遊」，即便是「霜雪慘烈，手足皸瘇，波濤撼空，帆檣半覆，朝畏嵐煙，夜犯虎跡」，對他而言，「遊」涵括了「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這些豐富的體驗，透過遊記與詩作展現，並附有圖錄，展現了紀遊文學的空間意涵與內在隱喻。又提出分「天遊」、「神遊」、「人遊」三種層次，並自言「當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為采真。」說明了遊的活動，交綜了「真實」與「想像」的可能，恰可呼應四庫館臣「其體全類說部，未可盡據為考證」的說法。顯示了其著作依違於文學（說部）與自然地理（考證）之間的特質。 《廣遊志》的書寫形式如下：先為標目，後為陳述與說明。全書分為地脈、形勝、風土、夷習、勝概、磯島、陵墓、洞壑、古木、古蹟、碑刻、樓閣、書院、剎宇、蠱毒、仙佛、物產、奇石、溫泉、聲音等。這本書的部份內容（＜地脈＞、＜形勝＞、＜風土＞）後來被收錄在顧炎武《肇域志》第一卷＜輿地山川總論＞，足見是書在人文與自然地理面向的參考價值。 《廣志繹》是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中最後完成的一本。這本書的內容多元：「其志險易要害、漕河海運、天官地理、五方風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鳥獸、藥餌方物、早晚燥濕、高卑遠近，各因時地異宜，悉如指掌。」大抵為地理面貌（險易要害、漕河海運、天官地理）以及地方風土（五方風俗、草木鳥獸、早晚燥濕、高卑遠近）與人文制度（藥餌方物、飲食制度）等。所述內容，迥異於我們所認知的「遊記」文本；相對於山川風物的追摹，個人情思的呈現，這本書呈現了筆記體的駁雜與趣味。對於讀者來說，這本書彷彿是一趟文明探索之旅，透過此書的紀實之筆，可以看見生活的具象層面以及人文的面貌。同時，以遊開展人文視野，似乎為明清異代之際，增添一種新的文化想像。 《廣志繹》序文又云：「古今志地者多矣，博通者考沿革，遊覽者志巖壑，體道者愉悅性情之間，而探經世之大略，攬形勝、審要害，以為行師立國之本圖，志量不同，而有資於地一也。」這段序文指出：以「地理」之名的地誌表述， 或為沿革之考索，那是廣博的知識流域；或為山川的記述，那是「遊覽」者必須繪製的文字地圖；還有另一種境界－文人性情的提升與超越。經世者面對地理，輿地方位與國家的形勢權力相倚相成，這又是地誌表述的另一種面貌。 觀看同代（或異代）文人對其壯遊紀行的回應，如馮夢禎所云：「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蹤靈蹟、怪怪奇奇，其於新耳目、闊拘蔽，良有助焉。」或潘耒所述：「人於塵勞（車寥）（革葛）之際，試一展卷披尋，未有不豁然心開，悠然神往者。」足見王士性的紀遊書寫有開闊視野、洗滌內在的意涵，又如屠隆所述「抒藻采真，二者兼之，多啟悟之語。」兼具文學的美感體悟。本文嘗試勾勒王士性這三部著作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