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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瑞京”聚首（下） 　　●周恩来离沪进“瑞京” 　　 　　１８年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周恩来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当时，他正在从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的路途中。 　　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认为，中国的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并提出调毛泽东、朱德到莫斯科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１９２９年２月９日，替中共中央起草了“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共中央去工作。 　　毛泽东、朱德接到此信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太悲观，并表示朱、毛不能离开红军。而此时，周恩来和中央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这样，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也就作罢。 　　１９２９年８月下旬，陈毅根据中央的要求，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于９月２８日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临行前，周恩来又特意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的信后，于１２月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朱德、陈毅等１１人为委员。在此之前，毛泽东已于１１月２６日回到前委工作。 　　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周恩来受到了排挤。他作为政治局常委，被安排负责军委和苏区的工作。９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安排，于１２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到达长汀（旧称汀洲），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底，周恩来到达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此时，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已于１１月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也已成立。周恩来除了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度过了三个春秋。在此期间，他和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和其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运领袖刘少奇来到红都 　　 　　１９３２年冬的一天，一艘货轮在静静的早晨离开上海港，驶出吴淞口，向南驶去。 　　货轮的甲板上，有一位３０多岁的打扮成船员模样的男子，正在向海的远处眺望，脸上一副肃穆凝重的表情。 　　他，就是党内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去年秋天，他离开苏联回国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这一次，刘少奇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此时，在上海发生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１９３１年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后叛变了！ 　　此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上海工人运动的处境非常困难和恶劣。一些原来很有名的工会组织，如法商电车公司、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都垮掉了，全国总工会只剩下一个空壳。 　　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到上海后不久，就于１０日５日给中央写了一封意见信。他不同意临时中央关于当时工运形势是进攻性的看法，而认为目前“工人的斗争，仍然是防御性质的，不是进攻的”。然而，“左”倾临时中央不但拒绝采纳刘少奇的正确意见，而且认为他的“意见书”是十分错误的。刘少奇５天后再次致信临时中央，对中央给他的批评，表示并不理解，并要求中央派另一个人来和自己谈话。 　　不知是什么原因，临时中央没有再派人和刘少奇谈话。而刘少奇则抱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不定期刊物《工运指南》上发表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等文章，对当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和意见，并对工运工作中存在着的各种“左”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 　　刘少奇关于工运工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取消派的罢工斗争方针”，受到“左”倾临时中央一些人的围攻。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博古、康生等人攻击刘少奇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会议还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不久就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