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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新媒体的四个维度 　　摘 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人们生活模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带来自由和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欺诈和色情问题愈加凸显。由此对新媒体进行必要的规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和普遍共识。本文在借鉴国外新媒体规制模式的基础上，从市场、技术、法律和道德四个维度来剖析我国规制新媒体的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规制；新闻自由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7-0107-02 一、问题的引出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的主体、内容、客体、方式、速度和范围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信息垄断和舆论控制被打破，公众获得了更广泛的信息生产、传播和反馈的自由。但是，新媒体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如虚假信息、色情信息、诽谤侮辱等信息的泛滥；对侵权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和著作权等权利的现象更加猖獗；利用信息技术跨越国界对他国进行攻击、文化入侵和政治干预等。所以，新媒体规制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课题。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对进行规制不可避免地会限制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正如哲学家哈耶克所说：“对自由的限制正是来自自由本身”。那么如何在最小程度限制新闻自由的基础上来规制新媒体，就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 　　二、新媒体规制的四个维度 　　依据劳伦斯?莱斯格教授的观点，网络空间的规制通常有四种方式：市场、架构、法律与社会规范。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控；架构通过施加物理负担来约束，即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规制；法律通过惩罚机制来震慑；社会规范通过道德伦理施加社会影响[1]。其观点也可用于新媒体规制的研究。 　　（一）市场维度 　　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介机构不断融合、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使得媒介市场失去秩序。媒介市场不仅无法通过“无形之手”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平衡，而且由于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传播，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市场调控的失灵，为政府介入新媒体规制提供了必要性[2]。然而，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不仅无法改变媒体市场垄断与集中的格局，同时还限制了公众对媒体产品的选择。具体表现为无法为媒体产品的交易提供公平多元的平台；干涉或限制媒体获取信息，与媒体苟合发布虚假信息等。 　　要实现传媒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合理配置有限的传媒资源，通过市场手段对其进行调整，如进入与退出机制、投资融资规制和质量规制等。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吸收传统媒体规制的有益经验，如对媒体机构的受众数量进行限制（美国《1996年电信法》对媒体机构的受众数量设置了上限）、对外资进入本国传媒产业的投资额进行限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对外国人参股美国媒体机构的股份额设置了上限）。 　　为形成健康有序的传媒市场，今后我国应该扭转传媒产业投资过分依赖政府的局面，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成为投资主体，逐渐形成以产权明晰、结构合理的传媒产业格局[3]。此外，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有利于整个传媒产业实现优胜劣汰。部分媒体机构的退出，并非未退而退，而是要发挥资源优势，从而引导产业更健康的发展。 　　（二）技术维度 　　通过技术手段应对技术带来的弊病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选择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针对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施行了内容分级和技术过滤制度，极大地降低了规制成本。尽管技术手段不能完全彻底，但在过滤不良信息方面已经收到实际的效果。 　　美国目前采用的主要分级技术标准为“互联网内容选择平台”（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简称PICS）。PICS标准通过将不良网络信息汇集到数据库系统中，再设定网络分级的检索方式。PICS标准并非为了审查而设立，而是为了控制网络不良信息的使用，更是为了避免青少年借助网络平台获取不良信息。新加坡则开发了“家庭上网系统”（Family Access Networks，简称FAN），通过政府与媒体机构的合作，过滤不适宜传播的内容，如色情和暴力信息等。此外，学校、社区和图书馆等场所的计算机中，也安装了必要的过滤软件。从2001年9月开始，韩国与正式实行互联网的内容分级制度。政府要求网络运营商必须依照PICS标准，对包含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阅读的内容设置醒目的标志；相关部门必须安装过滤系统，将含有暴力和色情等不良信息的网站列为“黑名单”[4]。 　　内容分级和技术过滤已经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网络媒体规制的手段，我国在今后规制新媒体的过程中应学习这种方式，借鉴PICS标准，通过专家、学者、家长、教师、学生等各类相关人员的协商讨论，共同制定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新媒体内容分类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