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战国之“士”.docVIP

说说战国之“士” 　　春秋争霸，愈演愈烈。当时的社会，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当数伴随着争霸战的深入，“士”阶层的异军突起。 　　这里所称的“士”，是指那些文化素质、政治意识、经济状况都高于普通百姓的人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其社会地位近乎庶民。剧烈、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对士阶层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阶层的如下特点： 　　（一）士阶层经常处于动荡之中。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大批上层贵族的成员不断下降为士，成为士的新成员；另一方面，士阶层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抛入庶民阶层，甚至“降在皂隶”（语出《左传?昭公三年》。“皂”：无爵位的卫士；“隶”：因犯罪而服役者。“皂隶”：当时是指从事低级政事工作的奴隶，位同服务王室的阉人。引者注。）。因而，士阶层是广大庶民的后备军。与此同时，庶民中的出类拔萃者，随时有机会上升为士。 　　（二）士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境况相对优裕。他们虽比不上诸侯、卿大夫，但经济待遇远比广大庶民优厚，且不必像庶民那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大多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为统治者或贵族服务。他们的地位决定了这个阶层必须绝对忠于职守。“士以不失职为节”（《礼记?射义》），“利其禄，必救其患”（《左传?哀公十五年》）。 　　（三）“士”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了解百姓的疾苦，掌握社会底层的信息，而且能够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总结和甄别，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并能付诸实践。所以，这个时期的士阶层大都视野宏阔，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善于任事，拥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斗争经验，蕴藏着巨大的政治潜能。春秋士阶层的崛起，不仅为当时人们的处世方式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且为后来民族开泰人物的出现及“百家争鸣”的发轫，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春秋之时，列国之间，征战不断，兵燹频仍。各国诸侯为了获取或保持霸主地位，甚至为了使自己免遭被他人消灭或吞并的厄运，在残酷、激烈的竞争现实面前，再也顾不上自西周以来实行的那一套“贱不逾贵，少不陵长”（《管子?五辅》）的以血缘论亲疏、凭出身论高下的用人原则，不得不招贤纳士，破格起用尽可能多的有才能的士人为自己服务。这样，一大批身怀真才实学、智勇双全的俊杰之士，成为王侯公卿竞相招揽的对象。他们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成为春秋时期各国霸主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有力援手。 　　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士阶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先秦时，有把以青巾裹头的部队和奴隶叫做“苍头”的说法，故后人把这次士阶层的重大演变，称为“苍头突起”，以此来形容这个阶层的迅猛壮大与崛起，主要表现在： 　　其一：士阶层的队伍迅速壮大。 　　尤其到了战国，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上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各国诸侯不惜重金，广揽人才，礼贤下士之风，在客观上促使更多的人去发奋读书，增长才干，争取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战国养士之风大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以及秦国的吕不韦等，都以养士而名满天下。“士”的称号，不再限于读书人，凡有一技之长的，均以士相标榜。士阶层得到空前壮大。 　　其二：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 　　春秋之时，士的地位是低下的。至战国，情况陡变。一介布衣之士，可以傲视王侯。君王对士，只有礼敬有加，而无怠慢。庄子可以用嘲讽的语气，力拒齐威王的千金卿相之聘，齐威王却无可奈何；孟子把梁惠王驳得哑口无言时，梁惠王至多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无怪罪之意。由此可见，有识之士在君王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富有活力的年代。那时候，以杰出士阶层为代表的社会群体，高扬“忠义”大旗，轻生死，重然诺；轻财利，重名节，敢恨敢爱，敢做敢当，富有血性。产生在那个年代的“春秋大义”，是中华民族魂的源头之一。 　　如果说春秋大义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那么，忠义文化便是这个精神象征的核心价值。 　　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奴隶制度业已崩溃，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建立。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思想学术等，无不呈现出绚烂多彩、学派林立、多元并举的自由状态，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驰骋遐思，竞相阐述和实践自己心目中的社会理想，最终，导致了盛极一时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争鸣持续了二百多年，大大启发了时人的心智，开阔了士人的视野，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 　　争鸣所体现的政治主张、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行为规范、道德伦理、思维方式等，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被后世誉为“春秋大义”，两千多年来，成为历代志士仁人研习、传承的文化。历代仁人志士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优秀品质，无不深深打上“春秋大义”的历史烙印。 　　从春秋到战国，成千上万的才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