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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在都市里张望乡村 　　在城市里，如果说过年的气氛，我认为先打前站的应是圣诞节，虽然它是舶来品，但是正如肯德基、比萨饼一样，受到后来居上的礼遇。然而圣诞节在传播过程中变异成了富人和青年的节日，我询问过很多热衷此道的人，并不上教堂、不会唱赞美诗、不爱听管风琴的音乐。 　　与此同时或稍后，中国城乡开始了另一场仪式的长久准备过程。铺天盖地挂红荷绿的门神年画，天上地下的通讯全是祝福新年的声音，学生开始冲刺期末考试，民工在街头电话上给家人说归期。 　　平安夜之后，中国自己的年款步走来。 　　 　　春节激活乡野的人气，把相对的清凉留给城市 　　 　　城市里最不喧嚣的时段除了黑夜，就是春节。放在文章里，黑夜是逗号，一跳即过，春节是个长长的破折号，可以有空间闪展腾挪，吐故纳新。 　　这个时间内，乡下极热闹。团圆多，结婚多，老友重逢多，喇叭声一响数里，就有闲人掰手掐日子算红白吉凶。中国的年味儿应该是属于农村的，市民阶层上数三代少有本土人，我看过不少怀旧文章，述说越来越多的被城市包围的土地和因此导致的困兽犹斗的心，作者们和所代表的群体从四野走到城市，但是心思和黄土、山川、溪流却不可分割，虽然他们住在城中的高楼里不沾泥土、不事耕稼――春节却使他们想念故土，想泥土里长眠的祖先，想陋室中的爷娘兄弟。 　　“有钱无钱，剃头过年”，这是我家乡的一句俗语，洗心革面添件新衣修整修整走向新年，还有一层含义，有钱无钱都要团圆，要是谁这时在外地不回来，理由“仅”是挣一点儿加班费，会被人稍稍看不上。 　　这是过年的前奏。 　　 　　城中的鞭炮渐去渐远，乡村的却一年比一年响亮 　　 　　这许多年，许多城市出于消防的考虑，已经把过节禁放烟花爆竹上升到法规的层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的管理者、民俗学家、群众代表开始卷入一场该不该“禁燃”的辩驳之中，以至于多向让步趋同，有禁而复鸣的，有专划一块区域为开放区的。 　　其实城市就是城市，即便没有禁放令，在越来越多建起的高楼林立中，平均不到3.5米高的空间，同时或连续起爆，是韶乐还是噪音？今日之城市和往日之城已经不同，已经代表了一种集中的智慧和新生产力，却在无意间消退了传统的部分功能，就像我们不能拿着喷香的烤红薯走进音乐大厅一样，鞭炮总是和现代城市有些隔阂。我家所在的城区是禁燃区，每年此时可耳闻鼻嗅环线之外爆竹声火药味十足。我也在没有禁令的城市度过春节，在楼道里，一家人诚惶诚恐地点燃爆竹，许多人家要紧闭大门，不让硝烟入肺。 　　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想要尽兴，还是要到农村看看。 　　农村常有人训斥手脚慌乱的少年，“?悖?急得跟拾炮的一样”。拾炮，那是旧历新年大年初一的风景，爆竹声一响，就是童男女集合的号角，听爆竹声脆，看炮花翻飞。声停韵不止，甚至尚未完全坠地，孩子们已经蜂拥上去，捡地上未爆的炮仗，有调皮男孩子拿着哑炮往女孩子那儿一伸，“嗨，响了”。那些年土制的炮药，孩子们还能披沙捡金，废中取宝获些彩头。现在改成正规厂家流水线作业，失鸣者少见，但是那种拾炮的兴致却未减半分。 　　炮声越响，人气财气愈旺，这已经是近些年约定俗成的常识。数年前，我曾和一位在矿井工作的老乡聊天，他得意于几次从矿上携带雷管上车而绕过了“三品”检查。他既不开矿，也不伤人，雷管对他的唯一作用就是过年时的轰鸣炸响――“扬眉吐气，去去晦气”。 　　非但炮声震耳，而且购买鞭炮的数量也逐年上升，多年前水平一致的家庭，随着外出人口带回以前不敢想象的钞票数量，鞭炮的数量就在不断递增。明争暗赛地，你放二千响，我放三千响，更有头脸的就买五千响，制花炮的厂家也尽量上猛药，过去孩子们放个“二踢脚”，大胆一点的在欲响一霎出手，即使出手晚些，手里顶多一片黄粉。现在不敢有人再这样了，杀伤力加大，往往是炮声去后，耳边还嘤嘤嘶鸣。我有次在临107国道的一个集市上看到摆摊售卖的最大鞭炮和磨盘一样，只有一个独捻儿，当下就骇然远离。 　　因为鞭炮的特殊意义，在寻常的交往中，送一挂鞭炮便是一份火辣辣的情意，许多乡里、县里到还未禁放烟花爆竹的市里，在年货的置办上就有此一项。 　　现在，乡间已经有人开始点燃上万响的鞭炮了，在房子最高处父兄齐上阵，玩蛇般一点一点往下送，速度不能快，快了炸得太低，声不远扬，也不能慢，慢了有伤人危险，得不偿失，这个时候，炮在空中炸响，前来观摩的大人小孩远远地围上一圈，空中跳跃的火焰像灯芯蜡头，最亮的部分是从上往下俯视的户主的脸。 　　先前的爆竹响处，节前祭祀先祖、春节当日除岁、元宵节为几个重要时段，而如今，一时豪兴而至，燃一串鞭炮的事情极常见。腊月二十三灶君升天，农谚“官祭三，民祭四”，也有好多人不顾训制，于当日鞭炮齐鸣参与到送灶君的队伍中了。 　　鞭炮属于旷野，楼群越大越高，越会远离原野。在旷野中抚摩和在写字楼里把玩“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