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真理拍案而起.docVIP

邓小平为真理拍案而起 　　三地写出同一主题文章 　　 　　1977年9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 　　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12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请哲学家邢责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决定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南京的胡福明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着必然性。” 　　1978年5月，这篇经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全文转载。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拍案而起，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那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罗瑞卿把生命奉献给真理 　　 　　罗瑞卿在全军政工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胡耀邦再次组织中央党校撰写《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反驳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得到罗瑞卿的支持。罗瑞卿将去联邦德国治病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前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看到真理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最后参与的一项政治活动，把他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 　　 　　谭震林打破《红旗》缄默 　　 　　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的。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因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是否刊发文章感到很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红旗》只得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终于，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在了《红旗》杂志的最后一期上。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