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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完善探究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与农用地的所有者与使用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冲动日趋强烈，全国耕地数量进一步逼近18亿亩的红线。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耕地政策措施，但面对农地转用的巨大经济利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保护耕地资源越来越显现出其不足。文章试图从耕地保护的行为博弈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分析入手，为完善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探索有益途径。 关键词：耕地保护；政策；完善 一、问题提出――现行耕地保护政策及其效果 1986年，《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正式制度的初步建立。随后耕地保护制度又经过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土地用途管制（1997）、《土地管理法》的修订（1998）以及国家土地督察局的成立（2006）等几次重大的改革和完善。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框架以1998年《土地管理法》为核心，主要包括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税费等制度安排。在具体执行这些制度的时候，各行政主管部门又陆续出台了农地转用审批（上收农地转用以及征用权和审批权）、土地利用规划管制、耕地占补平衡（将耕地保护的责任落实到省一级人民政府，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开发复垦整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用税条例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制度对耕地保护的行为主体及其责任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使其成为世界上现行的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一。 虽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耕地减少的作用，但是耕地总量持续快速减少的趋势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数据，1999-2007年间我国耕地总量减少1亿亩以上，年均减少1400多万亩，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表明，到2008年底中国耕地资源仅剩18.2547亿亩，日益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现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管理效果，耕地数量依然在快速减少，“圈地运动”屡禁不止，耕地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二、问题原因分析――耕地保护中的行为博弈分析及外部性 （一）耕地保护的行为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农户三者作为耕地保护行为的现实参与主体，在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及执行环境中进行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博弈。但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民对耕地保护的实际参与非常有限，因此可以将监督行为与执行行为的互动分析简化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行动博弈。 假定土地产权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政策）是外生的，耕地保护效果是不同主体在制度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央政府基于保障粮食安全及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力图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查处；而地方政府则基于经济发展和政绩的需要在保护耕地和发展经济中权衡取舍，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以下博弈模型（见图1）。 假设在中央政府不予以查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获得收益R1；如果地方政府的欺骗行为被查处，那么地方政府将会有一个被处罚的损失成本G*P（G表示处罚标准，P代表查处发生的概率）；地方政府选择“执行”，则获得的收益为R0（R0小于R1）。对中央政府而言，如果地方政府实施欺骗行为，而中央政府又没有查处，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0；如果地方政府在没有中央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执行政策，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V，在监督查处的情况下执行，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V-C，假定查处成本为C。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关耕地保护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受到中央政府的查处力度（查处概率P）以及惩处力度的直接影响。 （二）耕地保护效益的外部性分析 庇古认为，外部性就是“由于存在着未获补偿的服务或未予赔偿的损失所造成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之间的偏差”。 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土地非农化后，利用方式的不可逆转性），一方面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具有调节气候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效益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效益。而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其带来的社会、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用，但体现不到耕地保护者身上，保护者难以在经济上享受到耕地保护所带来的效益，因为耕地与非农用地的收益相差很大，耕地相对于其他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比较经济利益是最低的。 从区域之间来看，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梯度发展战略制度安排下，东部沿海地区在获得了较多耕地非农化指标的前提下，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越来越大，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中西部地区政府出于迅速发展经济的需要，也尽可能多的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