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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冲形象的再商榷 　　林冲是不是“英雄”？相信绝大多数语文同仁对这个问题都会持肯定答案；可是联系《水浒传》中林冲的主要言行来看，林冲实在与“英雄”形象大不相符。《语文建设》2016年第9期刊载了拙文《对林冲形象的再认识》，笔者的结论是：为使自己有容身之地而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不惜强行休妻，面对仇人无动于衷麻木得令人震惊，这就是《水浒》原著中的林冲。这样的林冲能是“英雄”吗？值得今天的师生崇敬吗？ 　　其实，笔者也明白，撰写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引起一些语文同仁的质疑与驳斥，因为笔者的观点打破了许多人对林冲的固化形象。果不其然，《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上旬刊）就刊载了张怡春老师的《到底该怎样来认识林冲形象》一文（以下或简称“张文”），该文就是对笔者的观点质疑商榷的。为了使语文同仁能够围绕《水浒》的具体情节客观公正地认识林冲的形象，特撰此文答复张怡春老师。 　　一、对林冲纳投名状问题的商榷 　　张文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杨先生对林冲形象的分析，实质是在‘人民’名义下的倒退。”理由是：……可是综观全文，杨先生实际上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完全用“人性”的标准来分析的……在《水浒传》的语境下，林冲等英雄好汉的行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有血腥、暴力的一面，（农民起义嘛，肯定离不开血腥、暴力的）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根源在哪？社会制度该不该负主要责任？我们以为，与其否定这些英雄好汉，不如去否定那导致社会失常的社会制度。就社会来说，制度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之恶、制度之恶远甚个人之恶，所以，社会改造、制度建设远较个人改造重要。 　　?@种不顾个人行为的恶劣程度而将所有责任一股脑地归结于社会的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人都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无论社会是否公正，生活于其中的人为人处世都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道德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恐怕就不能成为“人”，而成为社会之恶。我们不能因为社会暗无天日就认为草菅人命的行径是合理的甚至提倡如此恶行，那是典型的反社会反人类。笔者不否认林冲的遭遇是由失常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逼上梁山”的故事的确令我们一洒同情之泪。但看看林冲的行为吧： 　　林冲火烧草料场杀了陆谦等人后，在柴大官人的推荐下投奔以王伦为首的梁山，王伦却怕他本事强过自己不肯收留，故意刁难，要什么投名状，就是让林冲下山杀个人提着人头来见。试想一下，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会答应这种丧尽天良的要求吗？这可是拿无辜路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留在梁山的交换条件啊！毫无疑问，林冲如果是个英雄，当然会严词拒绝；即便不能栖身梁山，也会对王伦一番痛斥后另觅出处，哪怕这个出处尚不明朗。可是看看小说中林冲的回答：“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林冲担心的竟然是“没人过”从而使自己丧失栖身梁山的机会，他何曾有过犹豫与不忍。在寻找投名状的过程中，林冲劫持了杨志的财物，小喽??认为：“虽然不曾杀得人，这一担财帛可以抵当”（第十一回），也就是说，有了这一担财物，即便林冲不杀人，仍旧可以留在梁山。但林冲为了使自己更有入伙的可能，仍旧守在山下，结果引来了杨志。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杨志的武功与林冲旗鼓相当，杨志必将成为林冲的刀下之鬼，连自己因何被杀都不清楚就稀里糊涂作了冤魂。这种为求自保而漠视他人生命的恶劣行径难道是英雄所为？ 　　可是我们看一看张怡春老师的观点：“林冲纳投名状实为迫不得已，一定要记账的话，最该记在王伦甚至社会制度身上。”笔者要问的是：“迫不得已”就应当视无辜路人的生命为草芥？你林冲可以求存身保全性命，难道丧身于你刀下的无辜路人就该死？王伦固然不是东西，以投名状相胁迫，你林冲答应了这一丧尽天良的要求，岂不成了与王伦同道的一丘之貉？将林冲以无辜路人的生命作为自保条件的行为归结于社会制度，试问如此丧失做人底线的行径哪个社会能够容忍？难道社会制度不公，残杀无辜就是合理的吗？ 　　将林冲纳投名状的行为归结为社会制度的失序，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是面对他人观点无法从正常的人情事理来作出有力的否定从而将责任一股脑地归结于社会的强行掩饰，荒谬而又可笑。张悦春老师认为“对作品形象的认识要有全局观念，要看整体，不能死抠细枝末节”，这个观点笔者完全赞同，但将林冲纳投名状之事视为“死抠细枝末节”忽视林冲整体形象，笔者却不敢苟同。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从纳投名状之事完全可以看出林冲的个人品质和行事特征，那就是视生命为儿戏。当个人安全与他人生死发生冲突的时候，指望林教头舍己为人，纯属痴人说梦。 　　另外，张老师认为林冲等好汉杀人是因为“农民起义嘛，肯定离不开血腥、暴力的”，并且认为梁山好汉“是那个时代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个观点也无法苟同。“农民起义说”是建国后兴起的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说法，这种说法现在越来越禁不起推敲。海外汉学名家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