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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工业品流通体系模式异同性分析 一、引言 美国在20世纪初、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及80年代，都曾在学术界出现过“批发无用”的理论呼声以及对批发环节低效率的指责和对独立批发商的排斥。同样在“批发无用论”之下，美国的工业品流通体系形成了排除批发商的零售商主导模式，而在日本的工业品流通体系中则依然由大型专业批发商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主导功能。换言之，美国流通革命的实践结果支持了排除批发商的理论，表现为大型零售商取代大型批发商的过程；而日本流通革命的实践结果则反驳了批发商无用论，体现为大型批发商重新调整和崛起的过程。 为何批发商在日、美两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应如何判断中国工业品流通的渠道主导权归属？日、美工业品批发商的命运反差及迥异的工业品流通模式提示我们，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品流通体系，还须搞清与其相适应的系统环境和形成机理。本文将首先对工业品流通之“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进行基本定位，并将批发商的命运变化置于日、美两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模式演变中，用以阐明工业品流通主导权反差的形成机理；同时也将通过日、美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比较来定位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特征，以便为中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决策问题提供启示。 二、工业品流通体系之日本模式：大批发小零售 已有研究总体上支持了日本作为“大批发小零售”工业品流通模式的典型代表，即由大量中小商业者（包括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等）通过高效率的批发商实现有效的流通，批发商在整个工业品流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1]。理论上讲，该模式的形成与工业品批发体制的适时调整和大型专业批发商的及时革新密切相关，政府主导型的体制背景也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但是，日本政府在流通革命中推进的流通政策并不只是针对批发业，零售业也同样经历了与“流通合理化”、“流通系统化”及“流通信息化”政策相适应的调整和变革，而且1990年以后的经济背景使零售业面临着比批发业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问题就在于，在相似的流通政策环境下、甚至在零售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批发商何以成为流通渠道的主导者？在制度推动之外仍存在特殊的形成机理。 （一）生产与零售的细小性和分散性 细小性和分散性是日本企业规模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在生产还是零售领域，尽管不乏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但绝大多数的企业仍存在规模偏小的问题，生产与零售的集中度不高是日本流通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零售业中的细小企业比例为95.6%，而同期英国和美国细小企业比例分别为65.6%和85.0%；到1991年，日本零售业细小企业的比例为92.8%，10多年间仅下降了不到3%，其规模化程度仍然明显落后于英美两国70年代末的水平[3][5]。根据2000年以后的同期数值对比，日本食品零售业前十位的公司销售额占比为12.6%，而英国前十位零售企业市场占有率为50%，美国仅前五位食品零售业的市场占有率就高达60%～70%，说明日本零售企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而对于生产商而言，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中有近10家生产商，而欧美却只有3个～5个企业[4]。 理论上讲，在生产者和零售者数量众多且规模表现为细小而分散的情况下，批发商通过将10times;10次交易转换成10+10次交易而节省交易费用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批发商有能力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一体化运作的情况下，其对整个流通过程的成本节约作用更加明显。由于日本的批发企业在两次流通革命中普遍经历了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过程，并适时推进了自身物流和信息系统的建设，批发商的渠道效率得到了有效的保证，在生产和消费呈现两头分散的情况下，也对衔接工业品的产销和促进高效流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特殊的消费需求细化和零售业最小库存需求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消费需求极为细化，这对零售店的产品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的土地资源紧缺、不动产价格较高，零售店的面积普遍不大。出于卖场节约和成本节约的需求，零售业店铺库存不能太多。在产品的需求十分细化而零售业库存需求又倾向于最小化的情况下，日本的零售业订货单位往往较小，如果由生产商直接向零售商发货，双方的流通成本都会增加。 另外，细分的消费需求理论上也需要具有细分功能的物流系统相匹配，但日本零售业普遍不具备强大而独立的物流功能，这既与零售业的细小性有极大关系，也受原有建值制定价机制的影响。在传统建值制之下，零售业定价受厂商基准价格的控制而履行到店价格[5]，物流费用的多少并不影响零售价格而只是他人的成本，零售业也就普遍不具备独立的物流功能；在日本，经营工业品种类较多且拥有独立物流功能的流通大概不到10%。 可见，批发商统一库存比零售商分别库存更能节约成本，通过批发商来实现生产方与零售方之间多频度、少批量的交货服务，既能满足零售业的最小库存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