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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及食物贸易结构――我国食物政策调整 　过去十多年间，伴随着我国化的高速推进的是产业部门间比较优势的深刻变动。这一结构转换过程对我国食物提出许多全新的经济与政策。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凭藉我国比较优势，在进一步参与世界食物体系进程中，实现我国食物经济乃至经济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政策调整。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如何判断我国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有关我国食物政策的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而对谷物以外的其它食物则很少提及。这类研究能较好地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往由此得出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② 虽然谷物供求是我国食物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上述广为流行的认识假定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同食物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大不相同。给定我国要素禀赋特征，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我国谷物进口很可能因为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而增加，但不能由此推导出其它主要食物的竞争力亦必然会下降，并与谷物同时甚至在相同程度上成为净进口产品。即使处于经济结构急速转变及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在谷物及部分食物自给率趋于下降的同时，其它某些食物应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毕业论文 以上述观察为起点，本文具体探讨在一个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下，我国食物贸易的可能演变前景。我们将首先考察有关贸易数据，从而在经验观察层面上对上述传统假定给以检验。然后，将对我国80年代以来食物贸易结构特征，从经济根源、国际市场条件、未来演变趋势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一、我国食物贸易的结构变动趋势 我国经济从70年代后期进入高速增长和转型时期。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1978年的五倍，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86％。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2.4％下降到1995年的13.3％；同期食物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16％下降到7％（Asia;Pacific;Economic;Group;1996，第133页）。 表1显示了1980年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结构演变情况。在进口方面，谷物一直是最重要的产品。1995年和1980年谷物类产品占食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9％和84％。主要由于谷物、食糖进口的增加，我国整个食物进口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另一方面，若干食物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结果，食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出口规模在这个时期反而得到显著扩大。①食物贸易净出口额由1980年0.6亿美元，上升为1985年23亿美元和1995年的38亿美元。 毕业论文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包括的十项两位数食物商品中，我国有六类在1980-1995年间一直保持净出口产品地位。然而，这六类食物的净出口额增长水平极为不同。除去其它类食物（SITC：09），两类我国传统出口食物，即活动物（00）与咖啡，茶叶等（07）净出口值增长很慢：二者在198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1.8％和3.1％。另一方面，肉类（01），水产品（03），水果和蔬菜（05）等三类食物的净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三者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14.4％和10.5％，都高于整个食物出口8.4％和年均增长率。上述增长率差异改变了我国食物贸易结构。例如，1980年水产品（03）出口规模与活动物（00），咖啡与茶叶等（07）大体相同；然而，到1995年，前者出口额相当于后两类食物的五倍有余。水果与蔬菜（05）作为首要出口食物的地位得到加强：该类产品占全部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三分之一。由于上述三类食物出口较快增长，它们占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四分之三。谷物等大宗农产品食物进口增加与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出口大幅度上升，构成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 我国食物出口绝大部分销往邻近的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见表2）。香港和日本是我国食物出口最重要市场。1994年我国对日本食物出口达46.5亿美元，约为1980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1994年食物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食品出口的第二类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食物贸易的变动趋势：水产品、水果与蔬菜是台湾的传统出口项目；然而，随着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步入成熟工业化阶段，工资、地价上升，劳动力短缺、台币升值使这些产品竞争力衰退。而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大陆在这些食物生产上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例如，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近年大陆养虾养猪的成本仅为台湾的37％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