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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产品产生影响分析 一、引言 虽然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未能就2012年后全球减排机制达成协议，但各国纷纷制定气候和能源法案，尤其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试图或已经建立碳交易机制来控制温室气体减排。为了维持国内企业竞争力，防止碳泄露①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促进全球减排，美国和欧盟可能会实施单边贸易措施。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提出对进口产品实施国际储备配额计划。2010年5月，《美国电力法案》讨论稿也提出了类似措施，但未能在参议院通过。与此同时，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 ETS）即将进入第三阶段（2012-2020年），出于同样目的，EU ETS有可能对进口实施单边贸易措施（European Commission，2010a）②。东艳（2010）详细分析了目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单边贸易措施常用提法，认为在当前气候变化领域讨论中，采用“碳边界调节措施”最合适，因此，本文均采用该提法。 本文主要研究可能实施的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文章第二部分先综述已有研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关键假设。第三部分采用IPCC提供的方法测算中国各行业因燃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估计了隐含碳排放系数。第四部分主要结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关条款，考察中国哪些出口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五部分通过测算中国出口产品因实施碳边界调节措施导致碳成本上升来评估中国出口产品所受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关注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担心碳边界调节措施将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国外研究多关注碳边界调节措施政策设计的有效性。这些研究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由于采用的研究假设和模型不同，分析结果大有差异。在已有研究中，三个关键性假设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大。 一是碳含量计算方法，即碳边界调节措施是针对产品生产过程中因燃料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征税，还是针对产品隐含碳排放征税。一般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包含因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导致的直接排放（direct emissions）和生产过程中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indirect emissions）③。目前对隐含碳排放并没有统一定义④，IISD（2008）将其总结为商品全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从最初原材料开掘直到成为最终产品的所有过程。陈迎等（2008）综述了隐含碳的计算方法。⑤周玲玲等（2010）测算结果表明，按照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所征收的税额是按照直接排放征收税额的4倍；按照不同征收方式，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也不同。本文将分别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直接碳排放和隐含碳排放，以考察不同碳含量计算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 二是关键性假设是碳边界调节措施所适用的产品范围，即措施是针对所有产品还是仅仅针对能源或碳密集型产品。从目前美国和欧盟有关碳边界调节措施的提案来看，可能会对易于发生碳泄漏的产业实施竞争力补偿措施。沈可挺等（2009，2010）假定碳关税对中国15个工业部门的出口产品全部实施，周玲玲等（2010）测算了碳边界调节措施对所有中国出口品产生的等价关税。东艳和J.Whalley（2009）根据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区分了高碳和低碳两大行业，其中高碳行业受影响较大。Mat-too等（2009）则分别测算了碳边界调节措施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和仅对能源密集型产品实施的影响，结果表明后一种情景假设中国出口额受影响的程度较轻。显然，采用碳边界调节措施针对所有中国出口的假设会高估其影响，因为碳边界调节措施并非会对所有出口产品实施。以往研究往往没有考虑碳边界调节措施的适用范围，因此，本文将依据美国气候法案中涉及碳边界调节措施的相关条款，确定中国可能受到影响的产业范围。 三是碳边界调节措施是基于出口国（被征税国）国内产品的平均碳含量还是基于进口国（征税国）国内产品的平均碳含量实施，如果是前者，则碳边界调节措施具有歧视性，因为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实施不同的税率，会与WTO非歧视性规则冲突，同时行政操作成本较大。目前国内研究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出口产品的碳含量来计算，即基于出口国产品碳含量实施碳边界调节措施；东艳和J.Whalley（2009）则采用了征税国产品的碳排放强度；Mattoo等（2009）分别考察了被征税国和征税国产品的碳含量，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征税标准会对征税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为比较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分别考察碳边界调节措施基于出口国（被征税国，例如中国）国内产品碳含量和基于进口国（征税国，例如美国）国内产品碳含量两种情景假设。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中国产品碳含量（沈可挺等，2009，2010；周玲玲等，2010；齐晔等，2008），投入产出法只能得到产业碳强度的平均水平，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