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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50年居民消费数据实证探析 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1]诚然，不管是从宏观经济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运行角度观察，消费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宏观角度考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消费需求拉动生产而不是相反；从微观角度来讲，消费需求是推动企业生产增长方式和结构的重要力量。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逐步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更多地表现出来像一种无政府、无制度的完全自由经济，这使得这一历史时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样本。经济史的研究，势必要求有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统计(估计)数据和相关资料，当然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消费需求的数据。然而，关于中国这一时期消费需求的统计和估计资料非常缺乏，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巫宝三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集成和消费支出》，他在论文中估算了1931-1946年的消费支出总额，但是这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至今未公开发表；二是刘大中、叶孔嘉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2》一书中，对1931-1936年的消费需求进行了估算；三是张东刚在《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一文中，对中国1887、1917、1922-1925、1926、1927-1928、1929、1930年的消费需求总额做了估算[2]。鉴于巫宝三先生的估算没有公开发表，所以1931-1936年的估算我们从刘大中、叶孔嘉先生，其他年份为张东刚先生估计，近代已有年份消费需求总额汇总如表1。 以上数据的估算，几位先生所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除1887年外，都是依据现在所能搜集到的当时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组织所作的家计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再乘以当时的总人口，即得到估算的国民消费需求总额。比如，张东刚先生估算的1922-1925年消费需求总额，就是根据全国六省、北平城府村、安徽湖边村、北平、北平甄家营、北平清华园6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人均生活费用，乘以1923年人口数，得到最后结果。虽然现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已经很发达，但是要找到新的中国近代的类似家计统计资料已近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采用同上面几位先生同样方法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数值也近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采用类似从美国、日本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的计量经济方法，根据已有的相关数据建立数量模型，再外推估算未知年份的消费需求总额。前述提及的诸位先生的估算都是居民消费需求估计，不包括政府需求估计，本文的估算也是如此，仅指居民消费需求总额。我们深知，我们的估算可能存在很多缺陷，我们也真诚欢迎其他学人对我们的估算提出批评、修正或补充。 一、中国近代消费需求影响因素与理论函数 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有很多。其中，主要的理论包括马歇尔的“价格决定论”消费函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里的时空相对收入理论、贺达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根据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中国居民普遍的收入都不高，所有的收入用于日常消费后所剩无几，非流动性资产即耐用消费品存量对当期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中国近代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容量也非常小且市场为分割的不统一的市场，只有少数的居民参与其中，所以，有价证券市场及其收益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也可以不用考虑。结合西方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认为，影响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1.国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而收入应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收入水平当然也较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消费率极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下降，更多的国民收入开始用于储蓄。我国近代经济即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早期时期，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一般地，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消费需求增加，对低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对于中国近代的居民来讲，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日常消费，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然非常低，因而对他们来讲，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属于正常商品，低档商品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不存在的。如陶孟和根据民国15年家计调查统计认为：“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如食品、衣服、房屋及燃料灯水等费，约占支出总平均数97%，而食品费一项，则占70%以上。”[3]再加上我们估算的是一国一时期的宏观消费需求总额，是考虑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总和，因此，也没必要区分正常商品与低档商品。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国国民收入总额增加时，其消费需求总额增加，反之，则相反。 2.商品价格。需求曲线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