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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绩效分析及政策规范摘要: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弥补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它具有效率适应性,所以,从政策上应该赋于非正规金融合法发展的法律平台,构建非正规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作互补的资金支持。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组织;绩效分析;政策规范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1-0068-04 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范畴,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之外的农村金融活动,主要指农村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直接融资[1]。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现有金融制度中金融抑制现象又较为严重,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日益扩大,因此,非正规金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由来已久,虽然目前它们只能以“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但表现异常活跃;虽屡遭政府取缔或禁止,却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一、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变迁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制度背景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是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也是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总之,制度变迁是由于制度的非均衡所引起的,是通过制度创新使制度非均衡达到制度均衡的过程。 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创新,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起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迁[1]。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现有中央银行外生性的制度供给不能满足现行农村经济主体内生性的制度需求。因此,产生制度的非均衡,制度的非均衡带来制度供需缺口,这种缺口的存在就会诱发初级行动团体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形成内生性的制度供给。Fry、Anders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 (二)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历史进程 1.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农村金融资源的控制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并实施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国家垄断金融资源并压低利率,将大部分资金投向重工业。这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国家金融必然要延伸到农村,使农民和农村经济成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源头,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农村非正规金融则受到了全面的抑制、打压和取缔,所以,非正规金融即使存在,也仅仅是以个人之间自由借贷的形式出现,范围和规模之小是显而易见的。 2. 1978-199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正规金融显著提高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它明确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和剩余索取者的地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两个黄金发展阶段),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它们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因此,农村经济主体只能转而依靠内源融资或求助于与正规金融机构平行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默认了非正规金融作为银行、信用社的补充而存在,对非正规金融的约束较为宽松。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域限制。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适当发展民间信用。由于中央政府的默认、地方政府的袒护与支持以及巨大的金融需求,这段时间,非正规金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3. 1993年-20世纪末21世纪初,非正规金融严格管理甚至取缔时期。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中小私营企业实现了规模和资质的升级,都对融资规模和融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更专业、更规范、更稳定和更连续的融资渠道,此时,非正规金融制度跨出了发挥其作用的有效区域和金额的临界点,它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一段时间里各种“倒会”风波所酿成的巨额金融风险,非正规金融频繁出现信用危机,因此,中央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管理趋于严格。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