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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集聚形成实证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现象,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中国工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集聚。中国的区域经济由于受到投资集聚现象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及非均衡性也日趋显现,其差距有逐步增大的趋势。为此,我们必须对外商投资的集聚现象有清醒地认识。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4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7-004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布局受前苏联的影响,采取均衡布局的原则,工业侧重于向中、西部地区发展,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建设的重点。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工业产值增长了30倍,现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一系列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产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少数几个大城市的现象,使内陆地区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产业在地区上的分布趋于分散而不是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份额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东部地区工业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工业开始向沿海地区集聚。图1列出了1985年和2005年中国各省、区、市第二产业份额占全国的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工业呈集聚分布,仅沿海地区的4个省份(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的工业份额已占到全国的41.4%。 工业向少数地区的集聚是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国家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早在马歇尔时代的英国,刀具制造商集中在谢菲尔德,制衣厂商则集聚在北安普敦地区。而德国当时印刷机产业的六大厂商,则坐落在方圆150英里的区域内。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可以看作是工业的地区分布由计划经济配置向市场经济配置的一次回归。 对于工业集聚形成的原因有许多解释。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第一特征(first nature)优势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把产业集聚现象看成是一个外生的过程。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一些在自然条件方面并不具有优势的地方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产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考虑形成产业集聚的其他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保罗(Krugman P,1991,1993)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新经济地理理论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企业与供应商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前后向联系来解释产业集聚现象。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促进每一种产品生产的地理集中。如果考虑到运输成本,接近市场或者供应商的区位对生产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当生产在某一地区实现集聚后,该地区倾向于吸引更多的流动生产要素,例如工人在产业集中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消费机会。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将使产业集聚区内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一旦一个地区拥有了更多的生产份额,这一过程很可能会发生自我强化,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 1944)把这一过程称为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如果有许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生产,这一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便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于是许多企业吸引更多的企业而形成产业集聚。这种产业集聚不是由于自然禀赋等第一自然优势原因而形成,因此我们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结为第二特征(second nature)优势。 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与东部沿海地区距离沿海大的港口较近,拥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关。因此,自然优势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自然优势不能解释一些在自然禀赋方面不具有优势的地区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更无法解释在自然禀赋非常相似的地区在产业集聚方面却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的省份(特别是福建省)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既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产业集聚的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个例子,这两个省份的自然禀赋条件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集聚中心,而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我们需要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来解释中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其它原因。新经济地理理论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其核心思想是:两个地区即使在自然禀赋方面非常接近,但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导致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会使两个地区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