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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香料与中古中国社会建构的互动 陈超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曾经对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的发现和使用对于中东及南亚文化又有着其原生而独特的意义。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香料的身影恰如一股幽香。虽然若隐若现，却对历史的建构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楚有君子，蕙质兰香——我国原生的香料传统。 历史上，著名的香料品种都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机制尚不明确。我国的中原地区处于温带，故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香料资源都相当贫乏。先秦时代，主要是楚越文化当中表现出一定的使用香料的传统。 楚文化当中，香料的身影可以借由《楚辞》窥见一斑。 《离骚》中有“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 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填，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 藉，奠桂酒兮椒浆。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湘夫人》：“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楚辞的香草香木共有三十四种。其中香草有二十二种，包括江离、白芷、泽兰、惠、茹、留夷（芍药）、揭车、杜衡、菊、杜若、胡、绳、荪、蘋、襄荷、石兰、枲、三秀、藳本、芭、射干及撚支等，香木有木兰、椒、桂、薜荔、食茱萸、橘、柚、桂花、桢、甘棠、竹及柏等十二种。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等句用比兴手法将君子容止与香草香木联系在一起。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芳菲菲而难亏兮,芳至今犹未沫。” 由此可见，在外来香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主要是南方地区具有草本香料使用的传统。并且这些香料的主要用法在于佩戴，増香效果不明显。用于焚熏的香料品种香气较为刺激，且焚烧时烟火大，灰分多。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樯橹如云货轮转，黄沙驼铃纷沓来——外来香料的对华输入。 西汉以来，由于汉朝版图的扩张，中原王朝逐步将西域、南越、西南诸邦纳入了经略范围。外来香料的输入由此具有了南北两个途径。一为由西北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二为南方接南海诸国海上交通。西汉时期，关于香料使用的记载不见于官修史书，但在野史杂记中已出现关于惊精香（疑为后世安息香）、兜末香、神精香、沉光香(沉香)、涂魂香（乳香）、辟寒香等的记载。 东汉以后，香料的传入应为无疑。班固《与弟班超书》云“ 窦侍中令杂彩七百正、白素三百匹, 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毾登毛（为一字）。” （《全后汉文》卷二五）。 窦侍中的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香料已成为官方朝贡体系当中的内容之一。就这段话而言，我们得知这粧香料买卖是通过换货的方式完成的。 朝贡体制是在继承先秦五服制基础上，积累了与周边民族交往经验而逐步创制的一套外交体系。其表征为政治上君臣主从关系的确立；而实质上，则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之间形成的一种资源交换和贸易的机制。该种机制如果仅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看是，交换双方显然是不对等的。往往中原王朝的“赐予”要比纳贡国家的“贡献”价值超出许多。但如果将政治经济层面一并讨论，我们不难发见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让渡。从汉开始直至唐末，中原王朝的朝贡体制都是为了“宣威四夷”的目标而存在。其意在通过对外贸易“勤远略、宣德化、柔远人”。中原王朝往往认为这种“贡——赐”结构的越发不平衡，越能显示出天朝上威，越能发挥出在政治外交上的作用。 大月氏于和帝时“ 岁奉贡献” （见《后汉书· 班超传》）。从上述引用的文字中也能看出，苏合油只是当时交换的一种物品之一，并非显得如何重要。但由于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香药”这一资源在日后逐步显示出它独特而重大的贸易价值。 正本清源，这一发展脉络必须从朝贡贸易体制和丝绸贸易说起。 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品便已闻名地中海地区。曾经罗马执政官凯撒的一袭丝绸礼服被惊为“灿若朝霞”。而在丝绸之路建立前，这种响亮名声带来的巨大需求与整个西方世界的丝绸供给是极其不相称的。在整个中古时代，安息帝国、贵霜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等强盛势力先后横亘在西方世界和远东之间，造成东西贸易不能直接通达。因此贸易如果经由路上线路，必须经过中亚地区中转。而又由于中古时期航海技术的限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范围也不可能接触到遥远的中国。因而即使是走海路，也仍然需要通过中东各族群的中转，方能实现东西方货物的交换。 这种状况，导致了丝绸在西方世界的奇货可居，也为中东地区的“中介商”们提供了巨额暴利的可能。在这种极端不平衡的供求关系的驱动下，粟特人最先跨越危险而荒芜的沙漠来到中原王朝，以求获得珍贵的丝绸。经过数代之后，逐步凭借丝绸贸易垄断了路上商路。波斯人地理位置上更为远离中国，又因粟特人的垄断而只能选择开辟了海上线路，从中国南方沿海诸港接触中原王朝。到了后世，由于战乱等原因导致路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他们的后继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