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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变迁【摘要】我国的城乡关系正在由人为干预的二元分割阶段过渡到统筹发展阶段。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开始大量进城,但城市有限的就业空间和社会保障不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群体。而完全处于市场中的农村面临各种风险,也迫切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人口流动 城乡关系 二元结构 世界范围内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在演变:一是在市场作用下,城乡之间通过互动与资源交换确立关系,交换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二者地位及关系的基本走势。城乡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社会分工不同,工农之间基本维持一种市场交换关系。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没有限制,农民只是一种职业称谓。二是在行政干预下,城乡之间存在二元对立关系。政府的政策采取城市偏向,大量资金过分集中地投向城市以支持城市的发展,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相当大。纵观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其变迁轨迹是由行政干预下的二元分割逐步过渡到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二元分割的城乡关系 城乡二元结构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城乡关系。①1953年,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管理,一切事务都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城乡关系也不例外。从此,城乡关系的发展被打上了行政干预的烙印。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对公民的自由迁徙进行限制,其实质是对农民流动的限制。其中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相关部门的录用、录取证明或者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还要向原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②城乡二元分割随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生而最终形成。户籍管理制度不仅限制了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使城乡居民分享的国家社会资源因户口类别不同而不同。国家把大量资源投放到城市,并不断地挤压农业以获取资源支持工业的发展。城乡居民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差异极大,这也成为以后几十年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户籍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并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户籍管理制度在达到上述目的的同时,也人为地改变了城乡关系格局,使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有天壤之别,在住房、交通、卫生等方面都较为落后。大量从农业抽取的资金被用于城市的发展,农业却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农民”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 但这种瓶颈并不能由政策变革来打破。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依靠农业难以支撑起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振兴工业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加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发展起步晚,已经失去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只能从内部寻求发展突破口,牺牲农业以优先发展工业。这一过程虽让农民感受到由于城乡差异带来的艰辛与困苦,但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客观上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避免了由于农民大量进城而带来的城市人口压力,从而保证了城市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的工业体系也由于对农业资源的提取而迅速建立起来,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大国 人口流动中的城乡互动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基础日益强盛,如何改善农村的落后面貌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开始探索改善城乡关系之路。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国家放松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户籍管理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国家试图以人口流动冲破固化的城乡关系壁垒 始于1978年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农民从对人民公社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支配自身劳动的自由,由此农民具备了参与市场经济的可能。1992年,国家开始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以就业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1997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意见,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XX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条件限制。此后各地逐步放宽甚至取消了对农民迁往城市的限制,户籍管理制度开始“破冰”。③从理论上讲,自此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城乡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扩大,甚至到XX年达到了最高点。据统计,XX年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2倍,这一时期农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在1993年～1994年的水平。④其主要原因,除了户籍管理制度外,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不均衡政策仍在制约着农村的发展,尤其是各种攫取农村资源的制度尚未取消,例如农业税。1985年,农民人均承担农业税12.2元,到XX年上升到90.4元。若计算上农民承担的其他农业税,XX年农民人均承担农业税为1988年的5.45倍,是1985年的10倍左右。⑤除了沉重的农业税,农民还要承担各种额外的摊派、收费等开支。沉重的税费负担已经威胁到农民生存的底线。农民为了求生存,开始与地方基层政府发生冲突,土地在农民眼里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