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察民情 体恤民苦的循吏.docVIP

体察民情 体恤民苦的循吏循吏，旧称奉职守法而有治绩的官吏。“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这是清朝循吏石家绍的做官心得。史称石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是个语言迟钝，拙于表达，不太会说话的人。这段心得却讲得精彩独到 王亚南在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了一番深入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而早在宋元之际，学者邓牧已直斥官吏皆盗贼，“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乃“率虎狼牧羊豕”。官即贼也，贼即官也，这就是封建吏治的残酷现实 的确，翻开二十四史，除频繁的砍杀外，最令人厌烦的就是官吏的民贼嘴脸，总在字里行间闪现，驱之不去。终于，如同在一派污浊之中，出淤泥而不染，挺拔起三五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的莲花，让人耳目一新，我们读到了《循吏传》。与贪官污吏相反，循吏们对治下百姓，倾注真诚的关爱和尽可能的救助 北魏循吏杜纂，性俭约，凡所历任，皆“蔬食弊衣”，“轻财洁己，终无受纳”，多行惠政，“尤爱贫老，至能向民疾苦，对之泣涕”，“吊死向生，甚有恩纪。”（《魏书“建问苦亭于衙西，访求民隐”，这样还觉得不够，又主动走下去，“时裹粮历山谷间，劳苦百姓”。有一年长江大水，沿江百姓多被困于水中，陆在新“急出钱募民船往救”，而且“躬自倡率，出入洪涛中”，救出许多百姓。对百姓尽力救助，对自身却要求特别严格，“誓不以一钱自污，钱谷耗羡，革除都尽”，死之日，家人无钱为其安葬，只得“鬻书数箧以敛”（《清史稿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贪官污吏的心，时刻都在盘算，怎样向老百姓榨取更多的财富，特别当灾荒严重之时，贪官污吏表现得尤为凶残，非但见死不救，而且乘机发灾难财，雪上加霜，火上泼油，把苦难中的百姓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这时的贪官污吏，已经不是一般的民贼，而是公然的民之盗贼了。在灾荒之年，不除贪官污吏，就立马无法生存，灾难中的农民群众，只好揭竿而起了 循吏们的爱民之心，在这种时候表现得也分外突出。宋朝循吏程师孟任夔州路提点刑狱，恰值当地兵荒马乱，程师孟未雨绸缪，创建常平仓，为赈灾做好准备。仓刚建起，便遭饥荒，仓中粮不足赈民，程师孟不是固遵旧制，先将灾情上报朝廷，静等审批，而是当即动用其他储备粮发给灾民。属下害怕，提醒程师孟，这样风险太大。程师孟何尝不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饥民的生命，毅然曰：“必俟报，饿者尽死矣！”于是“竟发之”（《宋史 清康熙年间，芮复传任钱塘知县。遇大旱，芮复传如实勘明灾情，欲及时上报朝廷。上官知道后，不愿让朝廷知道自己治下有灾害，“欲寝之”。芮复传“固争曰：律有捏灾、匿灾并当劾，某今日请受捏灾罪！”上官为其大义所慑，只好将灾情如实上报朝廷，使那一场大饥荒得到及时赈给。芮复传在县里设下二十七个粥厂，遍济饥民，并“微行觇视，治胥吏之侵扰者”，百姓感激不已（《清史稿 《新唐书,给我们记述了一位勇为民佣、民仆的循吏形象，尤为可敬可颂 那是一个美丽却又正值农忙的春日，利州刺史乘坐一只大船，满载宾客和歌妓，一边唱歌，一边饮酒，顺嘉陵江游至益昌县，要县上派民夫舟。益昌县令何易于受命，即亲自腰别笏板，来给刺史的船拉纤。刺史见拉纤的不是民夫，竟是一个七品县令，惊问其故，何易于告诉刺史：这个时侯，“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和宾客们臊得立即跳下船，骑马离开益昌。一场扰民之举，就这样被何易于替百姓顶回去了 特别可贵的是，何易于这样做，完全出于一片至诚。每当上面催交赋税，何易于便请求放宽期限，以免百姓为完成任务而贱卖粮食和布帛。老百姓给国家服劳役，上面所拨经费不够，何易于常常拿自己的俸钱补上，“冀优贫民”。有一年，朝廷下诏在益昌一带征收茶税，并强调地方政府不得为百姓隐匿种茶情况。何易于看着诏书怒道：“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令胥吏把诏版上“茶树”二字铲掉。删节诏书，乃大逆之罪，不要说亲手为之，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胥吏们同何易于争辩：“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铲去，罪愈重。”我们难免一死，您难道不会被治罪吗？何易于答道：“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当然也不能让你们受牵连。说罢，“即自纵火焚之”，干脆当场把天子的诏书一把火烧了 尽心尽力，并且是提着脑袋，为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要是一般官员，早已在百姓面前摆出一副“恩公”架势，至少也要在心中以“仁者”自许，自美自乐一番。何易于却丝豪也不。他不是让百姓尽享自己这个父母官的仁政，“不识不知，顺天之则”，而是主动向百姓求教，自觉完善施政行为。特别是见到老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 本文开头提到的清朝循吏石家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