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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思维模式共同特征探讨【摘要】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荀子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和总结了关注现世、肯定人在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及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思想中又难以避免地掺杂着神化思维的成分。“事在人为”与“秉承天命”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共存于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 【关键词】孔子荀子韩非人化思维神化思维 神化残余的存在空间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所拥有的解释外部世界、征服外部世界的能力远不足以摆脱神化思维的羁绊，更不可能超越于鬼神、天命之上 第一，在知识的积累和认识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了有着唯物论色彩的“阴阳八卦说”、“五行说”，之后又出现了解释宇宙生成的“气”本原说，它们打破了神创论，促进了人化思维的形成和无神论观念的产生。但受知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些学说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运动，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运动的困惑和无奈给神化残余留有存在的空间 第二，在社会政治方面，殷商、西周时期的神权随着政权更替受到普遍的怀疑，西周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地位岌岌可危，不堪一击，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神化思维发生嬗变。但周天子神权的破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权观念破灭，而仅是一种转移，有人称之为神权下移。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说，神化思维、神学观念仍有存在的土壤，它对春秋战国诸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日趋瓦解，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演变成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剥削与被剥削并没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发生根本性改变。处于社会底层受剥削的庶民百姓仍旧不得不盲目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对苦不堪言的悲惨生活无法弄清其缘由。这种情况下，采取“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解脱内心的疑惑和苦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有限的科学知识积累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给神化思维、神学观念的继续存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春秋战国诸子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有神学内容，并用它们解释某些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化思维：事在人为，人事在先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孔子、荀子、韩非，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和总结了关注现世、肯定人在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及决定性作用的思想 孔子说“为仁由己”。孔子通过对周礼虚假形式的批判，给礼注入新的内涵，“克已复礼为仁”，用“仁”来充实礼，使礼能够表里如一。何为“仁”？据《论语》所载，孔子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的人有多种解释，从言谈举止到为人处事，道德修养都与“仁”相关。现实中人如何去获得“仁”，如何去实践“仁”，在行为上达到“仁”的要求，进入“仁”的境界里去？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己”的命题。“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到了一定境界之后，仁德难道离我们还远吗？“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巳” 荀子论人定胜天。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天不是有意志的，不是能支配、主宰一切的神，而只是自然，只是自然的变化，所以，荀子反对关于自然变化的一切迷信看法。经过对“天”“神”的重新注释，剥去了人们以往披在它们之上的神秘性外衣，从根基上动摇了神化思维存在的所谓“合理性”。荀子人化思维所达到的辉煌顶点是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与其感叹、思慕自然，还不如充分调动人事的力量，利用发展自然，为人服务。荀子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闪耀着人化思维的光芒 韩非论“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韩非在《饰邪》篇依据矛盾律原理指出了神化思维形式表现之一的卜筮的窘境和鬼神作用的不可信，龟神不可信。“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神化思维及其外化活动是国家衰亡的原因。“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理想社会中人们不必与鬼神打交道。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韩非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论证人为的必要。自然界本无直箭、圆轮，它们的产生都是人们运用工具（“隐栝之道”）去改造自然物的结果。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韩非认为是人的力量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引导社会进步的都是现实中的杰出人物，即“圣人”。而“圣人”之所以得以王天下，则离不开人民的拥戴，“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 神化思维：秉承天命，鬼神从之 孔子、荀子、韩非等人虽然在论述现实世界中的人在改造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肯定与自然界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等方面有明确的观点，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又难以避免地掺杂着神化思维的成分 孔子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中孔子对“鬼”、“神”、“天”的谈论，虽然其中的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宗教观念范围，但也有一些则有着程度不等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