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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何柄棣、何兆武三书读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西南联大宣传与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上个世纪末，西南联大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近几年，尤其如此，差不多凡是谈到民主、科学、自由等等时下流行的词汇时，都会或多或少拿西南联大作为对比参照的对象。西南联大精神，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尽管见解不一，但无一不带着崇敬甚至崇拜的心情。 西南联大已经离开今天六十多年了。最初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怀，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在革命史、民主运动史领域。看一下最早出版的一些论著、回忆、纪念文集、资料集等，就证明了这一点。 谢泳是国内较早从事西南联大研究的学者，他最关怀的文人学者的命运，可以说也属于政治范畴，只不过他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在西南联大历史中寻找衬托材料。所以，我认为谢泳的研究是文人评论，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研究。就以他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例，内中对史实的选择，采用的就是实用主义做法，论点也都是针对今天而阐发的。我曾当面对谢泳说：你是文人，不是学者。谢泳很豁达，对此完全接受。 真正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的，应该说是文学界和文学史学界。在我印象中，最早的关注点是九叶派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其后，又出现了《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反映校园生活、学生社团的著作。相反，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非常薄弱。 我从事的西南联大研究 我本人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由于这个便利，我自1986年开始研究闻一多，出版了《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两部书。我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就是在收集闻一多资料时萌生的。当时，我在查阅闻一多资料时，看到不少与闻一多相同经历的学术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论述，当时就决定在闻一多研究结束后，转入这个领域。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上述两部书出版后，便立刻转到西南联大研究上来了。 1990年，我发表的《〈梅贻琦日记选〉书后》，是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其后，1992年发表了《大江会在美国——兼论“大江的国家主义”》、《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1993年发表了《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1994年发表了《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1995年发表了《国防参议会简论》、《一二一运动中教授群体的考察与研究》、《1944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捩——兼论民族工商业者“问政”的原因》，1996年发表了《“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战时期改革中央政治体制的重要尝试》、《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合大学》、《豫湘桂大溃败与中间阶层的思想剧变》。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史学界的纯学术刊物上，所以阅读得主要是从事近代史研究和教育的学者，以至影响也只限于近代史学术圈内。 不过，我在研究中，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结识了后来出版《西南联大史》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易斯雷尔（中文名易社强），结识了日本出版第一部西南联大研究专著《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的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结识了从事西南联大研究二三十年的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后来为东洋文化大学）教授平野正、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郞等。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同时还在写一部关于西南联大与抗战建国关系的书。在《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中，我既写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历史，如战火燃起时的动荡岁月，三校合一及慷慨迁徙，日军轰炸与对应措施，同时也写到反对妥协投降的态度与行动，写到文人抗战的不同形式（包括戏剧演出、诗歌创作、电台播音、踊跃输捐等），还写到史学、应用科学、国防科技等学术参战，和响应征调、勇当译员、投身战场等直接参加抗战的过程。最后，我还写到了西南联大对中日战争的研究（编纂中日战事史料），写到战时对于国际关系演变的认识与分析（天津事件、英日东京谈判、有田－克莱琪协议），写到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处置原则、损失赔偿、失土收回、日本政体改造等）。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过去基本没有涉及到的，许多史实至今仍被忽略。我的目的，是打算用历史学的标准，对西南联大做以较前人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正在写作的书中，我还将对西南联大与中国战时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路线政策，地方服务、边疆建设、行政运转诸问题进行介绍、梳理、分析。相信这两部出版后，会向人们展示人们不大熟悉甚至还较陌生的西南联大的另外一个侧面。 我知道的两何一张 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最先看到的是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这部书2004年5月出版，当年7月，我到台北出席“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