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下的中西文化差异.docVIP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下的中西文化差异[摘要]德治与法治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采取的适合其社会形态的治理方式，而礼俗或法理的社会形态又是多种文化合力的结果，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文化具有地缘、经济、哲学及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当前我们应该将德治和法治充分结合，构建法礼兼备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德治法治 中西文化　礼俗社会　法理社会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下的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言“仁义”重“礼教”，从独善其身的修齐到兼济天下之治平，道德在礼俗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社会在文化取向上则更体现了理性与科学的传统。苏格拉底把追求理性作为人一生存在的最高价值所在。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更是以理性精神为武器和斗争的目的。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则把启蒙思想家的关于平等、民主、自由的理性思想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由此，法律最终取代宗教、消灭特权成为西方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中国自古重礼治，西方则重法治。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西方社会亦非无礼，中国政治亦非无法。主从轻重之间，乃成双方文化一大差异。”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文化渊源 德治与法治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采取的适合其社会形态的治理方式，而礼俗或法理的社会形态又是一个国家多种文化合力的结果，下面从地缘、经济、哲学及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对比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文化差异 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常被称为华夏文明，又叫“黄土文化”，西方文化被称为地中海文明，或日“海洋文化”。“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称谓一方面概括了中西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说明了中国的陆地特征和西方的海洋地形对中西文化形成的作用。地理环境在人们的文化选择上起到了最初的决定作用。西伯利亚带来的风沙经过一两千年的时间使中国中原地带积起厚厚的黄土。而由于中原地带位处喜马拉雅山以东，夏季气候较湿润，雨量充沛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在中原地带就产生了很好的农耕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而与中国中原地带同在北纬30度~40度之间的地中海地区土地资源非常贫乏，沿岸国家的土地也很贫瘠，不生产庄稼，农业很不发达，因此农耕文化在地中海地区很难发展起来。农耕人守着土地便可安居乐业，其文化必然是静态的；西方人为了生存游移不定，其文化也必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这种静态的或动态的文化无所谓好坏，它首先要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符合。正如辜正坤教授所说：“一种文化模式一旦被选择，就证明只有这种模式才能够使处在这个地方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地球带给他们的种种资源。” 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生产方式孕育了一种以土地为依托、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主要面对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存在的洪涝灾害、野兽侵袭仅靠个人力量难以应付，因此便形成了“以一定地域为范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生产组织。农耕的生产方式使人们有条件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家族极易繁衍壮大起来，人口越来越多，家族关系也趋复杂，加之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农耕经验对家族经济的兴衰有重要意义，这就使得年长者在宗法家庭中具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威。因此中国文化自古便有尊老敬老、依赖集体的传统 海路航线的开通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继而发展开来。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一种以商品为依托，以商品交换为纽带的经济形式，交换双方独立、平等，等价有偿是商品交换实现的前提也是基本原则。人们的生活流动性大，家庭既有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为流动的生存状态而逐渐疏离。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决策或风险都由个人来决定和承担，因此利益与损失也仅仅是个人行为，个人能力是一个人存亡贫富的主要因素。黑格尔曾说，“发展商品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把个人从家族联系中揪出来，使他们相互变得陌生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人。” 哲学传统。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仅对经济模式的选择有决定作用，而且也对个人和一个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农耕文化下的农民时刻和自然打交道，四季更迭、气候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们自然生发出对天和自然的爱慕与崇敬，并通过对帝王及君权的服从来表达对天的最高崇拜。在人民的意识中，天是很关注人民福祉的，这种关注通过帝的统治体现出来。从统治者角度说，实施仁政进行德治乃是最大程度地为人民谋福祉，使人民相信当权政府与统治者乃是“天”的至上权威在人间的代言，以达到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 儒家哲学提出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仁”的学说。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特征，孟子在《孟子“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之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人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