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docVIP

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摘 要】本论文从“5#8226;12”汶川地震后我国新闻媒体的迅速及时、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谈起，梳理了新中国建立59年来新闻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上发生的一些转变，并以1978年、XX年的两个转折点为界对这些转变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最后就导致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GXX年唐山大地震，震亡人数的具体信息在三年后的197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上才首次得到披露，在人们几乎淡忘此事时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如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已经是透明公开的直播报道了，这体现出我国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灾难新闻的概念 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4]灾难可分为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两类，两者性质有所不同，但对人类社会同样构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和挑战性 传播学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早在XX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5]。由于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灾难事件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动荡。当灾难爆发时，人们对大众媒体会有更强的信息诉求欲。因此，大众媒体对灾难恰当的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反之，则会出现流言四起、民众慌乱甚至影响社会正常秩序 二、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 中国当代灾难新闻报道应当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回望近60年来的灾难报道，其报道理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整个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过程中，如果以1978年、XX年明显的转折点为界线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1978~XX年；XX年至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探讨我国媒体对中国国内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 1. 1949~1978年我国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灾难新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如果报道灾难新闻也是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可看出来。该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灾难事件往往是不报、瞒报或报喜不报忧，灾难新闻的报道成为当时国内新闻的一块“禁区” 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对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自然灾难的报道工作，新华通讯社中南总分社制定了几项原则：“一、报道灾难，不要盖过生产。二、着重报道积极同灾难斗争，战胜灾难，夺取丰收。三、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很快可以恢复生产的地区。四、不作全面综合报道，不讲具体灾情。”[7]对这次洪水，媒体报道人们如何同自然灾难作斗争，动员千百万人民起来战胜灾难，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具体灾情、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则不在报道之列 1957年之后，我国政治上经历了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经济领域遭遇了“大跃进”热潮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创。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狂潮的双重挤压下，灾难新闻报道难以正常展开，对严重的灾情或因灾减产以及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几乎不作报道。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而当时的报纸基本没有关于具体灾情的报道，多是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内容 之后的“文革”时期，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向着更加偏激、主观、僵硬化和模式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灾害及各种事故都不准报道，如需报道，也必须化作“共产主义大协作”或“革命英雄主义”战胜灾害的赞歌，把人的革命精神拔高到无所不能的高度。其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8]报道中“革命口号”式的语句很多，假、大、空成为其一大特色。如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大地震，但外界对此知之甚少。充斥报端的新闻满是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息模糊，语焉不详。地震几天后，《云南日报》甚至出现如下报道：“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