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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近代变迁和影响摘 要：近代以来,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历程，就会发现其呈现出时代性、结构不平衡性、动态性和继承性的特征。时代的需要、企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微调是促成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变迁的因素。政府出台更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机制的进一步成熟、领域更加宽泛、标准日趋与国际接轨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近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变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代的西方社会，XX年代，西方理论界掀起了“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的大讨论，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深化，利益相关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当中。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开展、国际社会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涌现，以及我国企业失责事件的频繁发生，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看，就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有无及正当性问题，大多数人持肯定态度，并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具体到中国境遇下的企业，一部分人仍存质疑或持否定态度，理由是中国传统企业没有独立的私人产权，无责任主体，也就无责任可言，这是其一。其二，转型期以来，由于利益分化、市场规则混乱以及伦理观念的扭曲，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缺位的现象。其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如果有社会责任，也仅指盈利的责任。乍看起来，上述理由似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若以此完全否定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则有失偏颇。因为一方面，这里涉及到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如何理解的问题，它是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是考察事物的方法论问题，上述观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时空观和历史观，而这恰恰是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国际社会有多种界定。美国著名学者阿奇B?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对此，卡罗尔指出：第一，各责任之间并非互不相容，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也不是并列关系。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处于基础层次，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属于较高层次；第二，不同类别责任之间存在着持续性、呈动态变化的冲突；第三，企业并非按由低到高的次序履行责任，而是同时履行所有的社会责任。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说为解读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历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前提 基于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和历史观，梳理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样态，拟证明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贯坚持的，处于不断地变迁当中，并试图探寻变迁特征及影响因素，指出变迁趋势，以期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方面作出理论铺垫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近代变迁历程及特征 近代以来，由于我国企业生存环境、历史使命的不同，因而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说来，可以从四个时期得到阐述：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期 (一)晚清时期 近代中国公司制企业实践的发端是在近代中国社会遭到“创巨痛深”和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晚清政府部分官僚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图强、图富的重要性后采取的“富强”措施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企业的社会定位是振兴实业、富国强民。收回利权责任、官利责任和报效责任便成为当时企业的主要使命 所谓收回利权，指各省绅商发起和领导的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占据的铁路权和矿产权的运动。绅商们认为，自甲午战争失败以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不断增加，“凡百事业，概归外人之手，大有经济上为列国共有之势”，欲振兴中国之实业，“必自收回利权始”。他们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1]。也就是说，通过发展本国实业，使外资无隙可乘，自动撤退。在收回矿权方面，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官办和官商合办的矿务机构，这一时期新开办的矿产企业大都带有抵制外资扩张的色彩。铁路方面，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由此兴起了近代中国兴建铁路的高潮 官利，又称“官息”、“股息”。特点在于：其一，不管是谁，只要购买了企业的股票成为股东，就享有从该企业获取固定利率的权利，不管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其二，这种固定利率以年利计算，企业年终结帐，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其三，只要股东交付股金，官利即开始计算。即使厂尚未建成开工，铁路尚未建成开车，官利也需支付 晚清时期的报效责任包括缴纳税